台灣空氣品質現況

撰文/鄭鼎民(經典雜誌編輯)
攝影/蕭耀華(經典雜誌攝影召集人)

當大家一片熱絡，積極討論北京奧運能為中國帶來多大的經濟效應，事實上，早在爭取奧運主辦權時，來自世界各國的奧運考察團，選在北京春天最盛行的「沙塵暴」季節進行訪問。著實讓當時尚未花落誰家的主辦權，增添一些變數，中國政府還因此捏了一把冷汗。

這是與台灣相似的情境。不過把場景從經濟起飛的台灣拉到北京城。十年河東，相同時區的南北兩方，正以各自不同的進程邁向現代化。當我們從電視目睹老北京的風華再現，政治上的斷裂，卻無法隔絕來自地形及氣候對彼此帶來的影響。

其中，最顯而易見的是好發在春季，出現在媒體版面的「沙塵暴」訊息。新聞不斷強調「儘量不要出門」、「出門記得帶口罩」等。然而，一個事實是，「如果以北京沙塵暴等級劃分，飄至台灣的充其量只能算是『浮塵』」，而不能算是沙塵暴。」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劉紹臣主任，比較台灣與北京的沙塵暴規模的同時，回憶起春季造訪北京，剛下飛機，風沙隨即將牙齒刮得沙沙作響的情景。

即便影響程度不若字義來得顯著。劉紹臣也指出，行之有年、源自內蒙的沙塵其實相當乾淨，但一經季風影響，快速發展的東部沿海工業區，挾帶的汙染物輾轉飄至台灣。「但比起鄰近中國的韓國、日本，沙塵暴對台灣的影響相對輕微許多。」

這一番話，似乎與我們往常在新聞媒體「認知」的訊息有所出入。然而，媒體的言之鑿鑿，依然在民眾心頭產生一定分量。總在報導之後的第二天，看到「長袖」及「口罩」紛紛出籠。

除了開發較晚的東部地區，一般民眾無法感受到空氣品質的改善。甚至，在高雄縣環保局網站論壇，住在工業區附近民眾，不時上網抱怨「居住地常聞到怪味」，希望相關單位協助解決。雖然不到「如入鮑魚之肆」，但是期待「芝蘭之香」到來，是心理對空氣品質勾勒的投射，這難道與沙塵暴、工業區的陰影有關？

一九八○年代開始，風起雲湧的十年，對照現在中國經濟的起飛，幾乎赤裸地再現台灣曾經有過的風華。然而，風起雲湧後，塵埃並未落定，經濟發展隨之衍生的空氣公害事件，讓環保署開始展開提升空氣品質的作為。

一九九四年設立的空氣品質監測站，超過十年的長期數據統計，影響空氣品質的「懸浮微粒」比例的確逐年下降，以國人最熟知的高屏地區為例，用來界定空氣汙染指標(PSI, Pollutant Standard Index)的數值，能對健康產生不良影響的天數，從每年六十四天下降到現在的二十天；用來監測空氣品質的測站，也陸續增建至七十六個，幾乎囊括台灣西部地區。

環保署監資處處長朱雨其指出，「設立監測站的目的之一，是透過數據將汙染數值量化，以進行政策檢討」，他將監資處比喻為後勤部隊，提供數據分析、比較，讓前線部隊「作戰順利」，這場無聲戰役，默默持續了十多年，但未被太多人所得知。

明明持續十多年的監測，數據也顯示汙染比例逐年下降，但只要談起台灣空氣品質，生活在這塊島嶼的人，很難「自我感覺良好」。隱藏在抱怨及口罩下的是，其他環境汙染或許可以「選擇性」忽略或逃避，但圍繞四周、難以具象的氣體，因為必須「強制性」地吸入好維持人體運轉。在沒得選擇的狀況下，身體的敏感轉為不安，即使監測數據顯示，空氣汙染已逐年趨緩，對空氣品質的質疑仍不斷在新聞媒體曝光。

這表示，我們的感受已經跨越「飽暖」，而準備進入「知禮義」時代。為了經濟，萬般皆可犧牲的時空已過，除了加強境內空氣監測，對鄰近國家如沙塵等「境外」移入空氣，民眾開始有依稀模糊的概念。

同樣是汙染物，為何要分「境外」、「境內」？中央大學環工系李崇德教授指出，國內排放汙染物，政府可以透過各種強制手段改善。然而，氣候變遷既然是「全球」問題，利用季風帶輾轉飄至台灣的汙染物，是政府往後必須注意的汙染源。

因此，二○○六年環保署與中央大學合作，在玉山塔塔加附近設置的「鹿林山空氣背景測站」，便取其制高點，觀察境外空氣長程傳輸狀況。目前高山測站收集的汙染源，最大宗為東南亞燃燒森林飄移過來的生質燃燒氣體，透過西風帶從東亞飄移至台灣。這類「霾害」的嚴重甚至可以影響飛機起降，東南亞的空氣汙染傳布，一直是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NOAA)密切注意的區域。

日益上升的移動性汙染源

這類特殊測站帶來的第一手資料，除了提供政府部門產生相關對策因應之外，將數據提供美國政府作全球性即時分析。同一時間，加速發展的中國東南沿海工業帶，產生的汙染物也陸續飄至台灣，雖然目前影響仍未顯著，但僅隔一海峽的台灣，這類監測境外空氣的特殊測站，扮演的角色將日益重要。

關注鄰近各國對我們的影響外，也不能忽略國內「自產」的汙染；採訪過程中，當討論到高雄作為政府政策定位的工業都市時，成大環工系教授蔡俊鴻說，「高雄人也不願意有那麼多的汙染性產業，他們很無辜，同時也不能選擇。」他半開玩笑地拋出一個觀點：如果高雄工業區帶來的經濟成長，是全台灣有福同享，那麼，產生的汙染代價，是不是也一樣要全體分擔才公平？

這段聽似戲謔的話，顯現出歷史的情境不能因粗糙的比較而失焦，然而一個事實是，空氣汙染的比例畢竟偏高，高到政府必須提高管制量，所以南台灣林立的工業城，理所當然成為管制目標。

民國八十四年開始徵收「空汙費」，利用汙染者付費原則，控制工廠懸浮微粒排放量。所謂的微粒，即是對人體產生影響的氣體，徵收空汙費的目的好比以價制量，讓工廠不得不重視排放規模及標準。

然而，如果以呼吸人口「比例」計算，居住在工業區附近畢竟是少數，而近年來傳統產業外移，加上生活水平提升，汽、機車等排放廢氣的「移動性汙染源」，反倒成為影響空氣品質的重要因素。

空氣品質不良主要指標為懸浮微粒(PM10)及臭氧(O3)，早年空氣汙染以微粒為主要成分，自從環保署總量管制及空汙費政策實施，用來標示懸浮微粒粒徑的PM大小，也從「10」，縮小至PM「2.5」，好方便偵測更細微的汙染物。經過努力，台灣懸浮微粒排放量十年來逐漸降低，但受臭氧影響比率，卻逐年上升。

大氣層裡的臭氧可阻絕陽光中的紫外線，但地表層的臭氧，卻是由汽、機車運轉產生的揮發性氣體，加上各工業區燃燒產生的「氮氧化物」形成的二次汙染，對人類呼吸系統產生相當強烈的刺激。

正因為高雄工業城背景，加上高雄市汽機車密度高，機車密度更是超過全國平均密度一倍。雖然比起八○年代，空氣品質已改善許多，然而，在環保署的監測網站，用紅色三角形標記的臭氧符號，固定顯示在高屏地區的行政區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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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塵暴壟罩北京奧運地標「鳥巢」體育館及鄰近興建中大樓。沙塵暴，已然是未來北京奧運的隱憂。
(攝影/達志路透/David Gray)

東南亞地區燃燒森林產生嚴重的「霾害」，區域內的東馬沙勞越深受其害。
(攝影/AP/Mark Falla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