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壯美的痲瘋人權運動

樂生院—強制隔離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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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攝影/張蒼松

樂生原告代表挺直腰桿，冷靜地面對審判長和媒體人，沉穩地陳述過往、披露原委，何等的勇氣和膽識啊！在阻絕六十多年的幽禁時空中踽踽突圍，一點一滴地摒除自卑感，踏出雖然蹣跚，但最是堅毅、莊嚴的一大步。

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的起訴、到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判決，我投入記錄「強制隔離違憲國賠訴訟」，這場堪稱戰後六十年來向日本政府求償的幾個訴訟當中，唯一獲得公平對待的司法大捷。

我不但是報導者，更想做個支援者，見證台灣樂生院原告、韓國更生園原告、聲援群眾，以及日本自由法曹團共同建置的文明圖騰，人間的真情大義在肅穆的氛圍中款款流露。

這一波痲瘋人權運動的濫觴，可追溯到一九九○年六月，日本一位藥害愛滋原告赤瀨文男的一封信開始……。

住在鹿兒島「星塚敬愛園」已然五十年的島比呂志，收到一封「癩患者為什麼不生氣？」的信，讀完赤瀨仗義直言的見解後受到極大衝擊。遺憾的是，赤瀨尚未看到人權運動萌芽的跡象，翌年就逝世了，而「為什麼不生氣」這句話，卻像耳鳴般充塞島比呂志的腦海。

身為作家，島比呂志具備針砭時弊的責任與義氣。一九九三年，他出版了《癩預防法和患者的人權》一書，但並未得到法曹界任何回應；於是一九九五年九月，他就直接寄發一封〈擱置癩預防法，法曹界沒有責任嗎？〉的意見書給「九州律師會聯合會」。

「過去十餘年，我批評日本非人道的癩病對策。幸好，關於癩預防法，這裏已有了明朗的方向，只不過我所在意一件事是，應當和人權關係最深切的法曹界，卻仍停留在旁觀者的姿態……。」德田靖之律師看過意見書，感到非常慚愧，於是在二個月後，律師聯合會先就近到熊本「菊池惠楓園」展開人權侵害調查；第二年，再針對十三個療養所當中的五所進行問卷調查。

一九九八年二月，律師們開始為起訴工作奔走，並成立辯護團準備會，一次在九州大學法學部召開「如何恢復人權」的研討會中，達成了「除了訴訟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的共識。準備會的主持人八尋光秀及主講人德田靖之的周遭，不少擔任藥害愛滋、水銀中毒訴訟的律師都站出來了，並很快集結成一百三十七人為「癩預防法」違憲國家賠償請求訴訟的大陣仗辯護團，而團中以八尋光秀、德田靖之、久保井攝三位為核心。

當年日本全國仍有癩患者五千人生活在十三所療養所，然而，不畏存在數十年的歧視眼光、勇敢地出櫃，加入原告組織的只有十三人，而這十三位原告都來自敬愛園和惠楓園，但其中，卻只有一位以本名示人。平均每一位原告有十點五位律師為他們維護人權，為正義而戰的浩然正氣迴蕩天地之間。

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起訴後，十三人的處境極端嚴酷，園內開始流傳衝著他們而來的中傷謠言，某位療養所園長更說出「若要和國家打官司，不退園不行」的重話，用以抑制有意起訴的人數；敬愛園滿滿充斥著「為了一億圓的賠償金」的誤解，園友皆以「已經不是人，倒像守財奴」的冷言冷語嘲諷原告，他們面臨八成園友不相往來的無情制裁。

滾雪球般的國民人權運動

「被強制隔離的生活體驗，數十年來，許多人各自把傷痛深埋內心，如果只是生存在粉飾太平的想像中，可以說這是二重隔離」，每思及此，德田律師期待十三個療養所都能夠逐漸增加到有一成的原告願意出面為人權並肩奮戰。

療養所門禁森嚴，前來面會的人不准留宿招待所，於是辯護團分頭往返各療養所之間，再三前去造訪，以便投宿原告房間，共食同眠，宛若一家人，就這樣一天天地博得信賴！

這場國賠訴訟在日本掀起了滾雪球般的國民運動，廣泛引起社會大眾和媒體的共鳴，高舉人權運動的旗幟日益鮮明。到了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判決時，光是熊本地方法院的原告已逼進千人大關，再加上東京和岡山地方法院兩地的原告則高達一千七百人。

辯護團拚上性命纏訟了近三年，判決這一天，幾位律師代表甚至預立遺書，效法武士道「重義輕利，輕生樂死，重氣節」的精神──如果敗訴的話，將要從法院的頂樓跳樓自盡。

辯護團備妥「全面勝訴」、「勝訴」、「部分勝訴」、「為國家的責任定罪」、「不當判決」等五面布幛，「熊本地方法院」審判長高坐法台宣讀判決主文，一旁屏息以待的迫田登紀子律師，接獲辯護團指示，抓取布幛奔向大門。門外反覆合唱「故鄉」、等待判決結果的支援民眾，突然一片死寂，當「勝訴」二個大字一出現眼前，群情激越，眾聲喧嘩。

到了第十二天，小泉純一郎首相終於表明放棄上訴，並正式向癩病患者謝罪。這是破除偏見和歧視的重要契機，在這歷史性的一刻，德田律師伏案放聲大哭了三十分鐘。

舊殖民地的平等補償

台灣和韓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時代，都曾同步實施隔離政策，療養院內皆一貫採行「強制斷種、強制勞動」和「強制監禁」的非人性高壓管束措施。遭受蹂躪的人性尊嚴，亟待司法主持公道。

於是辯護律師們又動起來了，積極地號召來自福岡、熊本、岡山和東京等九個城市的律師會，於二○○三年十二月，由六十八位律師結成「自由法曹團」，乘勝追擊。

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久保井攝律師首次飛抵樂生院展開先遣作業，經初步調查，日治時代入所的院民還有二十七位健在，除了二位患有失智症，其他二十五位都列為賠償對象。

辯護團代表密集到訪，六月份第三度抵台，雖然已有十五位院民簽署「訴訟委任狀」，不過多數人仍半信半疑，有人說：「慰安婦原告到東京出庭都領不到賠償金了，哪有希望告得贏……」，有人呼應說：「不可能啦！去了也像慰安婦同款哭著回來！」

約莫半年後，快起訴前，二十五位原告影印了銀行存摺的帳號交給律師，原先預計倘若打贏官司就可匯入賠償金，但事後有人憂慮這可能是詐騙集團的行徑，於是所有人一時趕緊提領戶頭的全部存款，免得落到被盜領一空的下場。

在日本癩病原告勝訴後，厚勞省立即制定了「漢生病補償法」。辯護律師根據這項新法，於二○○四年八月向日本政府請求補償，卻於十月份遭到駁回──法院判定樂生院非日本國內的國立療養所，不符漢生病補償金的給付資格。

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辯護團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請求撤銷決定不給付漢生病補償金」的行政訴訟，一場國賠訴訟的耐久賽於焉鳴槍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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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院——強制隔離的產物】

資料整理/陳均逢(經典雜誌撰述)

百年前，痲瘋病特效藥尚未問世，國際間都採行「強制收容，絕對隔離」政策。設立於一九三○年的台灣「樂生療養院」，就是隔離政策的產物。政策的制訂立意良善，但是，執行的過程，人性的脆弱和缺點暴露無遺——因曲解而畏懼，因畏懼而排斥，因排斥而形成沉痾已久的歧視。日治時代，日本內地及其統治下的殖民地設立的十五所療養院，都以強制斷種、強制勞動的不人道對待，進行對痲瘋患者的管束；近十年以來，新莊捷運線在樂生院區取得興建用地，大肆開挖山坡地，執意要把大樹古宅剷除，而且強制搬遷以院作家數十年的年邁院民，政府「先建後拆」的承諾輕率地驟變為「先拆後建」，忽視弱勢院民的存在與呼聲，踐踏了人權和歷史建物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