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攝影/莊吳斌
翻譯/林金源
我是那女子
行走於街道、公車還有火車上
你想和她一起度過親密時刻
然後將她拋棄，像丟掉一只抽完的香菸盒
當你坐在裝飾花朵的汽車上呼嘯而去
莊重地舉行你那幸運的婚禮時
她卻獨自佇立在著魔的暮色中
我是那女子
連諸神也不寬恕，神的傲慢與力量
在她的子宮種下處女的恥辱……
我是那女子
是家人唯一的希望、壞年頭裏母親的醫藥費
並以我額外的微薄收入替弟弟買書本
如同那把黑色的雨傘，我濕漉漉的身體抵擋住雨水
在這把雨傘下，全家人得以安身……
——摘錄自蘇波．達斯古塔(Subho Dasgupta)《我是那女子》(Ami
Shei Meye)
芭拉提黛(Bharati De)從一名性工作者晉升為聯合國與世界銀行合辦的「聯合國愛滋防治計畫」(UNAIDS)模範計畫主管的事蹟，具體說明了印度加爾各達(Kolkata)「杜爾巴行動」(Durbar
Mahila Samanwaya Committee)的宗旨。
出生於西孟加拉邦一個相對富裕的家庭，芭拉提黛夢想上大學，成為獨立自主的女性。然而她的家人卻覺得沒必要，他們更關心如何將她嫁到好人家。即使她已完成相當於高中程度的課程，家人依舊無動於衷。當時十六歲的固執女孩於是離家出走，以為這樣可讓自己過更好的生活。
她來到鄰近的比哈(Bihar)邦，當一名銷售員，在那裏結識一名男子，並且結了婚，卻沒注意他是已婚的。意識到自己的愚昧後，芭拉提黛毅然離開他，回到老家討生活。「那時候，我在當老師，同時懷著我的第一胎。」現年四十歲的芭拉提黛回想道。「當老師的薪資原本足夠養活自己，但是有了孩子後，我需要更多工作來過活。」
她開始申請其他工作，然而不管碰上誰，他們心裏只想著一件事。
「他們不停地要求我陪看電影、吃飯，目的是要想和我發生性關係。」芭拉提黛解釋。「雖然我決意自力更生，但是我很快就發現，我的夢想與現實之間存在很大的落差。」
別無選擇之下，她在一九八六年入行，在一家妓院上班。當時，員警、老鴇以及當地流氓常常為難這個紅燈區的性工作者。「員警隨時突擊妓院，查抄正在接客的性工作者；再向每名性工作者索取至少二十盧比(折合約新台幣十五元)的賄賂，否則就會找麻煩。有時他們也誣賴性工作者強迫子女賣淫，即使孩子們有就學證明。更糟的是，他們還會挑選漂亮的女孩，帶回警局強暴。」芭拉提黛繼續說。
面對這種不公不義，她的性格讓她無法保持緘默。她開始提出抗議，有一些性工作者附和她。但她們人單勢弱，而積極的行動也使她付出代價，有好幾次她被當地流氓痛毆。她的兒子也被構陷入監。
直到一九九七年，「杜爾巴」在巴勒克波爾(Barrackpore)開始運作時，情況才開始好轉起來。那年，芭拉提黛加入這個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從最初的宣導者，繼而擔任督導人員，最後成為性病與愛滋防範計畫的主管。
一九九二年，全印度衛生暨公眾健康學會(All India Institute of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AIH&PH)舉行了一次基礎調查；同年九月，世界衛生組織同意資助三十萬盧比(折合約新台幣二十三萬)，為期六個月的性病與愛滋防範計畫於焉展開。
索納加奇(Sonagachi)，印度最古老、最繁忙的紅燈區。一八六九年，英國人在加爾各答實施《傳染病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那時索納加奇已有三萬名性工作者。如今，索納加奇大約有七千五百名駐妓院的性工作者，以及約一千五百名流動往返於住家與妓院之間的性工作者。
打從一開始，流行病學家兼SHIP創始人沙馬拉吉．加納(Smarajit Jana)醫生，就採取激進的行動，讓性工作者在該計畫中扮演核心角色。不消說，一開始他便面對來自全印衛生暨公眾健康學會的極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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