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許智香
西方哲學家康得(I.Kant)在《論教育》一書中曾說：「人類最艱難的工程，唯政治與教育二事。」因為此二事的成敗對全體人民與國家福祉影響至深至極，而彼此又密不可分，互為表裏。國家政體的形式或作為，在在影響教育的理念和實踐，尤其是教育的自主性和發展；而透過教育的洗禮與教化，自然也會影響到國家領導管理人才的內涵，以及人民的素質和能力，對社會和政治的穩定或發展有其重大影響。
除了政治因素與教育相互為用外，經濟因素的考量也是了解教育內涵和發展的重要因素。自十八世紀以來，工商業的蓬勃發展取代了傳統經濟活動，也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勞動形式和階級畫分。日新月異的科學和技術發展，改變了傳統以「文字教育」或「政治教育」為主的教育形式和內容，進而促成各類技職教育的發展。此外，教育是花錢的事業，因此，國家的經濟基礎和發展也影響到教育的擴張或減縮。同樣地，各類科技知識和人才的培養，也會關係到國家經濟的發展。
二十世紀中葉，正值二次大戰結束，日人撤台，國民黨政府遷台之際。不同文化，不同政權，不同需求，不同作為，對教育的影響自是另一番局勢。在政治上，配合威權國家體制，著重去除日本殖民的影響，建立「中國化」的教育，貫徹國家及政治意識型態，以穩定民心。
在經濟需求上，則強調培養各種科技人才，配合國家建設與民間企業的需求，進一步發展台灣的「經濟奇蹟」。因此，借由政治與經濟兩大重要脈絡下，來檢視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至一九六八年的九年國教時期，以及從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九九年的威權體制下，一連串的教育政策是有其必要的。
中國化與國語教育
日本殖民時期，為使台灣人民成為忠貞不二的天皇臣民，開展「皇民化」運動：改日姓，取日名，重神道，神社參拜等；並在「國語(日語)運動」雷厲風行下，人人說日語、寫日文，禁說台語和禁知台灣事。政府當局以語言教育，作為人民意識型塑或政治意涵的手段。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如法炮製，為消除日本在台灣人民的形象和影響力，讓台灣人心向祖國(中國)，立即成立國語(北京話)推行委員會，並於各縣市設立國語推行所。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在一九四五年的除夕廣播中就提到：「台灣既然復歸中華民國，台灣同胞，必須通中華民國的語言文字，懂中華民國的歷史。學校既然是中國的學校，應該不再說日本話、不再用日文課本。現在各級學校暫時一律以國語、國文、三民主義、歷史四者為主要科目，增加時數，加緊教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