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鄭吳富(經典雜誌編輯)


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雁，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


清領時期台灣啟蒙教育中，學童們進入私塾就讀之初，皆曾搖頭晃腦、高聲背誦上述對仗工整、押韻悅耳的對語，不管知曉其中文義與否。這些對語出自普遍採用的教材《聲律啟蒙撮要》，由進士車萬育撰述，期望逐步培養學子詩文創作的基本能力，為來日科舉應試預作準備。


這群私塾學生年紀從六、七歲兒童到十五、六歲少年都有，清一色是男生，人人頭綁著長長的髮辮，身著簡衣，腳穿帆布鞋，只要在寺廟廂房、庭院或塾師家中擺上四、五張桌子，三兩人圍坐一張方桌的長板凳，即可上起課來。未輪到至塾師桌前背書的學生，人人就著微弱的光線埋首苦讀，努力背熟前一日教導的篇章，剛入學的唸《千字文》，稍長的背《論語》，就讀多年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的則已在默背《尚書》。教師的小方桌上沏了一壺茶，放著文房四寶，教師坐在有扶手靠背的方椅，神情嚴肅地聆聽背過身子的學童是否一字不漏地背誦出課文。


這種普遍存在清領時期台灣鄉里之中的上課情景，具體而微呈現出當時主要的民間啟蒙教育機構私塾的面貌。清領時期台灣啟蒙教育機構主要分為三類：社學、義學與私塾(書房、民學)，以滿足一般鄉民子弟的基本識字、讀書、算學教育或參加科舉考試的需求，以及擔負教化民心的責任。


研究清領時期台灣啟蒙教育的曾蕙雯在其碩士論文中分析，社學屬官辦性質，以社為單位，分漢人社學與原住民社學兩種，無私人倡設例子，一七三六年以前，民眾謀生不易，無暇顧及教育，社學為台灣啟蒙教育機構主體；義學也以官辦為主，負責培植清寒子弟，自一八六一年以後漸有私人設立情形，惟不普遍；私塾則純為民辦，遍及鄉村每個角落，自一八五○年以後，民間經濟狀況改善，私塾數目增多，因此逐漸成為台灣啟蒙教育重鎮。


由於官辦的府、縣儒學及官方色彩的書院，多位於府、縣治和大城市，分布並不普遍；復以清代台灣並未辦理鄉試，欲參加科舉考試者須渡海遠赴大陸，唯有財力與心力兼備方能勝任，非一般民眾能力所能及。啟蒙教育機構深入鄉里，正好彌補這一大空缺，滿足庶民大眾子弟的學習需求。

教化目標的原住民社學


曾蕙雯總結說，根據日治初期一八九七年四月的調查統計，上述三大類台灣啟蒙教育機構的總數遠遠超過經學學校，而且私塾占絕對多數。中研院研究員瞿海源即論證指出，清朝台灣學齡人口就學私塾的比率高達百分之十，男性人口則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讀過私塾，這樣高的比例可說相當不錯。由此可知，台灣啟蒙教育機構影響可謂既深且遠，堪稱清領至日治初期，台灣真正對一般子弟有著「啟迪民智、廣被教化、傳承文化」功能的教育單位。


瞿海源進一步表示，為數龐大的社學、義學與私塾，其實是官方重視教育的教化功能，以及民間知覺教育的重要性與價值，二者相互作用的過程。


科舉制度下，官方的地方學除了府、縣學以外，鄉里之中還有社學，聘請「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擔任社師，並且受學政查考。然而，社學學生除非經由學政考試錄取，否則不得如秀才般進入府、縣學就讀。社師的待遇良好，除免除徭役之外，還領有官方發給的餼廩，倘若社學學生能文進學，社師將從優獎賞。


台灣最早的社學，是一六八四年，由台灣府首任知府蔣毓英於府治(於今台南市)的東安坊捐俸建立，目的在教育貧民子弟。兩年後，一六八六年，台灣縣(今台南縣市)與鳳山縣(今高雄縣市與屏東縣)也率先建立了八所原住民社學。


此後，社學快速發展，至一七二二年左右，台灣地區漢人社學數目已遠遠超過原住民社學了；一八五○年以後，急速漢化的平埔族原住民令子弟就近入漢人義學或私塾，原住民社學制度因此幾乎消失。


一七四一年，巡台御史張湄作詩讚揚當時原住民社學辦學成效顯著，這些原住民孩童上過社學後，不僅能讀《四書》、背《詩經》，甚至能默寫。十八世紀中葉渡台的孫霖，以〈赤嵌竹支詞〉：「漸消狙獷漸恬熙，大傑巔頭立社師；海宇同文臻雅化，愛聽童子誦《毛詩》。」同樣歌詠出原住民社學內學童專心背誦《詩經》的情景。


清領時期，除東部文獻闕如，全台各地皆設有社學，惟以鳳山縣社學占絕大多數。官辦的社學自一八五○年以後轉為官方與民間合辦，或是民間自辦，教育對象也由原住民子弟轉為一般人民子弟。教材除《聖諭廣訓》外，以《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等為主。


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所長江寶釵撰述認為，自十九世紀起，「台灣之所謂社學，其宗旨與禮部原來議准設立之社學完全不同」，專以稱呼士子之會文結社，「此後，台灣童蒙教育之任務，全由義學與民學擔任，社學並未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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