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廖彥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傍晚，在台南佳里行醫的醫生作家吳新榮得知日本已宣布投降。欣喜之中，他與友人「各脫衣裳，跳下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與五十年來的苦汗」，從此迎接「光明的新生命」。在同一時間，律師陳逸松在台北山水亭內和友人品茶，「數十年來，我們從沒有這麼輕鬆過。」作家吳濁流在竹北車站，看見每個人的臉上，都有抑制不住的喜色；在南部服役的林書揚也得知了日軍戰敗的消息：「台灣人的苦難不再，前途光明。」
上述這些日治時期境遇各自不同者在八月十五日的反應，使我們得以窺見在時代轉折時刻台灣人的心靈圖像。文化上的血脈相連，中國是五十年殖民統治下多數台灣文化人的精神原鄉，這一年十月廿五日，台灣區受降典禮於甫改名中山堂的台北公會堂舉行，半世紀的精神、文化想像，至此成為政治、經濟的現實鏈結，台灣走向新的局面。


一九四五年，就此由「昭和」一變而為「民國」，對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希望無窮的開端；然而，誠如葉榮鐘所言，「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台灣固然擺脫被殖民的境地，卻迅即迎向中國的動亂，產生文化的衝擊、壓抑與融合。


環顧戰後歷史，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台灣文化活動曾有一段活動旺盛的時期。台北師院助理教授何義麟曾為文指出，以市民社會的成熟、言論自由的開放程度，以及藝術活動的頻繁舉行而言，當時的台灣，較諸中國大陸，民間文化機制極為活絡。承接日治時代的發展，戰後台灣的新劇和繪畫，都在此時達到高峰，例如由「聖烽演劇研究會」演出，宋非我導演的《壁》、《羅漢赴會》就是當時受到高度矚目的戲劇。在美術方面，一九四六年十月所舉行的全省第一屆美術展覽會，承襲日治時期的展覽制度，蔚為一時盛事。


而這也是左翼文化思想最後一段能公開表達的時光。戰後，台灣知識分子懷抱熱情，要求公義、反抗壓迫。台灣的社會主義風潮亦與內地同步，從當時的雜誌如《政經報》、《台灣評論》、《新台灣》、《新知識》、《文化交流》、《前鋒》可以一瞥島嶼上繁複交響的思想面貌。吳濁流在《無花果》一書回憶那個時代，他指出，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中，一直有個文化上的父祖之國，但戰後來台的大陸人士種種貪腐行為，與對台灣缺乏同情的理解，卻使台灣人眼中的中國形象破滅。這樣的印象，一直烙印在當代知識分子的心中，在往後的數十年，成為難以痊癒的傷痕。


何義麟評論道：政治力量對於思想的禁絕，不但使得戰後台灣自日本統治時期延續而來的左翼批判傳統成為曇花一現，也讓市民社會與言論自由在台灣的出現，往後推遲了數十年。二二八後，台灣菁英率多遭難：廖文毅出亡海外，謝雪紅逃離故鄉，吳新榮、王白淵曾被拘捕，呂赫若棄筆從戎而英年早逝，陳逸松亦飽經壓迫，林書揚更成為被關押最久的白色恐怖政治犯。這段短暫「文化多元」的交響歲月，眾聲戛然而止，而後繼則是更長時間台灣本地文化活動力的蜇伏，以及與過往歷史傳承的斷裂與壓抑。數十年後，當我們回顧這段塵封歲月，才發現這段百花齊放的時期，不過是漫長白色年代前的短暫喧囂。

文化的危局與重組


一九四七年底，國共和談破裂，武力成為解決衝突的唯一手段。南京的國民政府在「戡亂」聲中加緊制憲、行憲的腳步；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則在全國各地掀起「解放」的燎原烽火。翌年，大局急轉直下，在大雪紛飛的徐蚌戰場，數十萬國軍全軍覆沒；幾個月後，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南京不守。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幾架從成都起飛的飛機，滿載倉皇撤出的中央政府各機關，正式遷台辦公。於是，在二十世紀與內陸中國僅僅交會的四年當中，台灣竟參與了中國歷史上自明末以來最大規模的亂世：國家崩解與文化絕續的危機。


中共攫取大陸，不僅是武力上的征服，也代表思想上的勝利，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靠向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成立的紅色政權。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寫到，國共兩方在北平的對峙，實同於對文化資產的爭奪。國民政府雖有「搶運學人計畫」，如派飛機接運身陷北平圍城中的北大校長胡適南下，以及敦請各領域的學者赴台等，無奈敗局難挽，史學大師陳寅恪、儒學宗師熊十力、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等皆不願赴台；更有去而復返者，如中央研究院數學所創所所長姜立夫。中研院各所中，只有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完整撤至台灣；前年於南京選出的中央研究院八十一位院士中，赴台者不到一成。


另一個搶運計畫則在驚濤駭浪中成功：由朱家驊、杭立武等人主導，將北平故宮、南京中央博物院等所藏國寶文物、圖書菁華兩千多箱搶運來台。在當時大量政府機關、民眾搶搭船舶到台灣之際，搶先搬運文物的舉措反映了主事者的文化價值觀念：保存文化命脈重於政權的興亡。一位負責載運任務的軍官回憶那個關鍵的剎那：當意識到手中被交付的是民族文化的存續，「心情激動，熱血沸騰」。這批國寶來台後暫置於霧峰庫房，從此遠離了蘊含它們數千年的故鄉，在戰爭煙硝威脅中靜靜地等待重啟之日。


搶運學人計畫的失敗、故宮文物的流離遷徙、百萬移民湧入島嶼，在在顯示一九四九年不但是政治版圖變遷的關鍵年分，同時也是二十世紀台灣文化面臨重組的危局。四年內戰摧毀了經濟、通貨膨脹與政治控制，也幾乎使民間文化生產機制破壞殆盡。一九四九年五月，台灣省主席陳誠宣布全島戒嚴，思想和文化活動同時受到嚴格的監視與限制。在報刊雜誌方面，歷經戰後語言換軌以及二二八事件，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力量，幾乎全面接掌台灣各文字媒體刊物；培育思想的大專院校，以「防範滲透」為由，為當局所嚴密偵伺監控；日本神社拆除了，民間的宗教生活卻顯得青黃不接，亂世之中又逢法難。成一法師奉太師公智光老人、南亭法師師徒由上海抵達台北時，驚訝地發現：台灣各地廟宇經書典籍嚴重缺乏，民間信仰與佛教分際模糊；慈航法師帶領的僧團，甚至被當局懷疑「有匪分子滲入」而遭受追捕。


同一時間，戰爭將至的危急感仍然如影隨形。一九五○年初，美國國務院的內部評估：應付對岸隨時可能發動的下波大舉進攻，台灣只剩六個月的準備時間；《中央日報》驚呼：「我們國家實在已經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險時期，每個處在這個孤島上的人也已沒有什麼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


在戰爭與貧窮的陰影籠罩下，軍車呼嘯而過，沿路可見反攻標語，報刊中充滿控訴中共暴政的戰鬥文藝，耳聞激昂的愛國進行曲《保衛大台灣》，那是個求生不暇的動盪年代。思想不能翱翔，生活苦於貧窮，文化機制仍處於重重壓抑與荒蕪中。甚至，到了幾年後，台大的幾位學者們都還為國外對寶島是「文化沙漠」的評語感到無辭以對，「文化」在一九五○年代初期，是深藏於知識分子腦海、無法使用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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