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陳柔縉
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台灣島彷彿飄浮起來，一夕之間，從中國滿清的天空飄落到插滿日本太陽旗的土地上。一場領受異族文化的歷史旅程於焉展開。
有人恍然若有所失，他們在日本新領主給予的兩年思考期限後，選擇回返中國。有人留下，卻懷抱「棄地遺民」之痛，拒絕新統治者帶來的一切新文化。當然，更多的人是無力抵擋世局的巨變，只能滾進波浪，迎面承接。
從社會的角度看，中國割讓台灣給日本，台灣被迫開始走一趟政治苦旅，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之地，卻也因此有了意外的人文遭遇。
一八九五年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的洗禮，徹底西化，向西方學習，已經從西方列強嘴叼的一塊肥肉，快速變身為「列強的新生」－－換他張嘴叼肉了。
一八六八年揭幕的明治政府開始分兩線向西方學習，一方面請美英法德等國專門教授、工程師進入政府，最多時，一年有超過五百人待在明治政府。另一方面，則派遣各類菁英開拔到西方各國學習知識。日本建「鹿鳴館」，讓名媛貴婦也穿戴起洋人蓬蓬的蕾絲長裙，和洋人一樣跳起社交舞，連油畫都派黑田清輝去法國學，可見日本恨不得化身為另一個西方國家。
台灣一夕之間變成這樣一個國家的一部分，要把台灣從一個中國原始農鄉社會導向「文明開化」，變成統治初期主要的官方修辭。日本帶來無形的現代觀念和具體的現代事物，台灣的文化發展在此階段於是有了史上最大的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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