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Greenpeace綠色和平稻米之愛

雲南省紅河縣甲寅鄉位置圖

非暴力直接行動的綠色和平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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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孫敏
攝影/耿雲生/綠色和平

十月是秋收的季節，雲南省南部元江南岸的哀勞山河谷裏瀰漫著氤氳熱浪，但山坡上已是一片秋涼。挾著細雨的冷霧一陣陣地拂過山中的梯田，拂過雞犬相聞的村莊。森林的綠色、穀子成熟的黃色以及土地的紅色，秋天的哀勞山呈現著大地最美麗的原色。

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以下簡稱綠色和平)的攝影師耿雲生，已經是第四次到紅河縣甲寅鄉的米田寨了。這是個哈尼族寨子。剛進寨就遇到李批索老太太，她永遠是精力無限的模樣，老遠就嚷著：「到家裏坐坐，天氣不好，沒法收穀子，在家織布呢。」她看一看隨行的我是新面孔，又補充道：「傳統土布衣服平時不穿，但家家戶戶送老人禮物的時候，這套衣服少不了，那是我們哈尼族的傳統，丟不得。」從這個很能感染人的老太太身上，一眼就能看出非政府組織(NGO)在這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工作多年的成效。

二○○四年秋天，綠色和平在做「稻米之路──雲南生態農業巡遊」時，耿雲生就認識她了。多年來她一直參與另外一家雲南本土的NGO──生物多樣性與傳統知識研究會，宣導民族知識系統的保護。

耿雲生到米田寨是來見老太太的親家李自康。

二○○四年是聯合國宣導的「國際稻米年」，該年十月，綠色和平在稻米的故鄉雲南，展開了一次結合農民、媒體、稻米專家和來自世界各國的志工的「稻米之路」巡遊，旨在向社會傳達保護稻米和發展生態農業的重要性。這是綠色和平啟動農業安全項目(專案)的第一個活動。

在為期八日的巡遊過程中，綠色和平舉辦了稻農攝影展，並從中選出五位農民，預備在二○○五年裏請其用相機記錄自己的生活，並以自己的生活向公眾傳達──大地與人、水稻與生命之間的最簡單、最直接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們來自傣族、哈尼族、愛尼族和普米族，分布在海拔八百至二千四百公尺的水稻種植區。耿雲生的工作就是為他們提供技術支援。他每兩個月走一趟，為每個人送來新的膠捲，取走拍完的膠捲，同時把上次沖印出來的好片子帶回來。

李自康是五位稻農攝影師其中一位，到二○○五年十月初為止，他已經拍攝了幾十個膠捲。這一次他有些歉意地告訴耿雲生：幾天前到田裏打穀子，遇上下雨，一邊忙著收穀子，一邊又忙著保護相機，結果丟了幾個膠捲。寨裏的人都在幫他找丟失的膠捲；拍照時他們總躲著他的鏡頭，同時也期待膠片沖印出來的結果。

我看過他們拍的照片，都是最日常的生活瞬間。與城裏來的攝影師不同，你總能在鏡頭裏感到他們的存在。那些鄰里親情，門前小狗、塘裏水牛，秧苗從插下到收割，春夏秋冬四季的辛苦和收穫，那是他們世世代代沿襲的生活，也是綠色和平所宣導的讓種植者參與保護農業遺傳資源的行列、維護食品安全、發展可持續農業的目的。

綠色和平中國專案總監盧思騁說：「這也是我們的工作方式：任何專案都會考慮到公眾利益，讓公眾參與其中。這就是綠色和平把工作專案稱為Campaign(運動)，即環保運動的原因。」

最著名的地球守護者

一九七一年，一群加拿大和美國人組成一支抗議隊伍，搭乘一艘漁船，試圖親身阻止美國在阿拉斯加進行的核子試爆。他們希望親自見證遭破壞的環境，並告諸世人。這就是綠色和平的源起。

三十多年來，綠色和平已成為全球最著名的民間環保組織，它的名字幾乎成了環境保護的同義語。

在致力於關注地球環境和生物多樣性所面臨的最嚴峻威脅時，綠色和平三十多年來一直扮演著關鍵角色，且做出良多貢獻：如最早向世人提出全球暖化的警告；九○年代初期就提出反對基因改造食品；禁止輸出有毒物質到發展中國家；阻止商業性捕鯨，並在南太平洋建立一個禁止捕鯨區；五十年內禁止在南極洲開採礦物，單獨推動南極成為世界公園；禁止向海洋傾倒放射性物質、工業廢物和廢棄的採油設備；停止在深海大規模使用流刺網捕魚；推動《禁止核武擴散條約》等等。

它每一次的活動，幾乎都主導一次環境思潮的改變。正如國際綠色和平(Greenpeace International)總幹事勒波爾得(Gerd Leipold)博士，在中國的演講中所說的：「綠色和平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脆弱的地球需要這樣的聲音。我們探索解決的辦法，我們需要真正的行動和改變！」

綠色和平在一九七九年於英國成立國際綠色和平總部辦事處，目前設立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分支機構遍布四十餘個國家和地區，擁有約三百萬支持者。
進入二十一世紀，綠色和平在歐洲以外確立三個重點工作國家：中國、美國和巴西。盧思騁解釋：環境問題不分國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而且在外交上會影響到國際談判；要在全球減少排放量，如果沒有美國參與，意義不大。巴西和中國是工業化發展很快的國家。巴西有全世界最重要的亞馬遜森林；中國人口占全世界五分之一，對未來環境的影響舉足輕重。兩國都是世界生物多樣性的中心，在發展中國家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綠色和平通常透過非暴力直接行動，與有關當局和國際公約組織進行談判，借助研究結果提供關於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法和選擇，以及廣泛推動環境技術與產品的發展等方式，來表達對環境問題的關心與抗議。

深入雲南調查圈地毀林事件

二○○三年，綠色和平進入中國大陸，展開了保護原始森林、推動食品安全和可持續農業、推廣可再生能源、減緩氣候暖化以及消除有毒物質等方面的工作。此時的中國民眾，已經懂得環境保護無國界之分、無意識型態之別的基本道理。

二○○四年，綠色和平進行了一場毀林事件的大調查。事情起因於一封匿名的檢舉信。信中講到外資企業金光集團APP在雲南砍伐大片原生林以種植桉樹，目的為建立一個林漿紙一體化的生產線，此舉將給雲南的生物多樣性帶來毀滅性災難。

綠色和平的工作人員很快到達現場。深入林區走訪老百姓、當地官員和林業專家，進行了為期半年的全面調查。他們發現這個企業在中國的毀林範圍不止雲南，還涉及海南、廣西、江西，規模驚人。一年之內就在雲南南部圈定二千七百五十萬畝龐大的林漿紙基地，開始所謂的「荒山造林」。

實際上，這二千七百五十萬畝的基地中，僅有五百一十八萬餘畝是荒山可供造林，其他都是天然林。這個企業在重蹈它在其他亞洲國家的覆轍：在不確保可持續供給原料下，就貿然建立大型紙漿廠，結果是依賴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的森林破壞，來滿足其原料供給缺口。

就在APP於亞洲擴張的同時，英國、德國、日本和美國的許多大型公司都已經開始拒絕購買APP產品。

綠色和平森林組專案主任、負責APP雲南毀林事件調查的鐘峪說：「我們所做的就是到達現場，親眼見證他們對環境的破壞和對原住民利益的損害，把問題揭露出來，要求他們做出承諾，並做出賠償。當然隨著調查的深入，事情比想像的要複雜得多。」

鐘峪說：「只要你到達過現場，你就永遠不會成為一個旁觀者，你看見了，你就會投身其中。雖然你常常會感到無奈和痛苦，但老百姓如此信任你，對你抱著很大的期望，你知道他們是環境災難的承受者。環保運動你得有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有的事情你明知道非常困難，但還得赴湯蹈火去做。你選擇了這個工作，更多的是你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理想主義的生活方式。正因為你接觸了那麼多的危機，對你的打擊也更大。」

她說，從前自以為是個樂觀主義者，現在發現也許不是了。「這個工作改變了我，它的理念將影響我今後做事情的方式。」

鐘峪和她的同事繼續對金光集團在海南和廣西兩省區的毀林事件進行調查，並發表了《金光集團APP海南項目調查報告》。在他們努力不懈下，金光集團APP的專案在雲南縮小了規模，圈地由二千七百五十萬畝減少了一千萬畝。鐘峪說：「這個項目已到後期，但不等於結束。它(金光集團)向國家林業部門做出承諾，願遵守國家的法律，但行為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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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直接行動的綠色和平組織】

撰文/鄭吳富(經典雜誌編輯)

自六○至七○年代，國際上逐漸興起了重環境主義，以環境保育為訴求議題的國際會議、組織與立法紛紛成立，綠色和平正是此一年代其中佼佼者。

一九七○年二月，美國人波倫(Jim Bohlen)與加拿大人史托維(Irving Stowe)，為抗議美國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繼續進行核子試爆，於是於溫哥華成立「別引起地震委員會」(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同時募款購買船隻，準備前往試爆地點見證。同年，該委員會提出正式名稱「綠色和平」，以凸顯其關懷環境生態(綠色)與追求非核家園(和平)的目標。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綠色和平首艘船隻菲利斯柯麥克號(Phyllis Cormack)正式啟航，不幸於阿留申群島遭美國海軍圍捕而折返。然而在航行途中，成員受隨行採訪記者杭特(Robert Hunter)提供的北美印第安人的傳說故事書籍啟發，自我期許成為傳說中的彩虹戰士，在地球環境惡化時代中負起教導世人與拯救地球的使命。此後，「彩虹戰士」一詞也成為綠色和平的圖騰，無論其船艦、標語或是出版品上，均可不斷地見到彩虹圖案。

綠色和平的行動原則強調「非暴力直接行動」，簡言之即是以非暴力的抗爭，例如遊行示威、包圍或靜坐等方式，直接向權威者(如國內外政府、跨國大企業等)施予壓力，阻止環境汙染、保護生物多樣性或抗議其政策不合正義性，並且不畏懼嚴厲的法律制裁威脅。

綠色和平的抗議活動屢屢吸引大批國際媒體追隨報導，登上報紙頭版版面，目的在藉由抗爭活動傳遞出震撼人心的影像，讓全球民眾進一步了解事件，以喚醒世人警覺、爭取民眾廣泛支持，同時也對迫害環境的政府或企業造成輿論壓力，這種策略稱為「心靈炸彈」。

綠色和平目前重要的工作項目，包括海洋、氣候、森林、反核，以及禁止使用有害物質和基因工程農作物、食品。由於上述活動項目大多與科學研究報告有關，綠色和平為有效制衡政商利用科學掩飾經濟利益的現象，於是特別設立專屬研究部門，以提出信實證據說服民眾，並且主動創造議題。

一九九七年，綠色和平受邀至聯合國大會致詞，成為首位於該地發言的環境類NGO，無疑地肯定了其成為全世界環境代言人。此前，綠色和平已廣泛參與各項國際公約組織、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等國際組織，其觀察員或諮詢地位使之得以監督影響全球決策，儼然成為世界最大的國際環保議題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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