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盲人社區

撰文．攝影/莊吳斌

藉由改寫歷史，馬來人正設法再度殖民吉隆坡。」李盛舟說。他擁有兩層樓的現代化盲人按摩中心，是吉隆坡十五碑(Brickfields，磚窯之意)社區最大的老闆。「我從歷史課本上所學到的是，一八七○年代葉亞來(Yap Ah Loy)在召募華工奮力開採錫礦時，已預見吉隆坡將從瘧疾肆虐的叢林發展成馬來西亞最重要的城市；現在他們竟宣稱，在華人抵達墾荒之前，吉隆坡已經有一座馬來村莊。」

李盛舟稱此為「慢性反華歧視」。

「隨著吉隆坡的建設成長，磚塊需求自然增加。」五十一歲的李盛舟繼續說，「磚塊就來自十五碑社區的磚窯，這裏原本是一片泥濘地。」

當年讓十五碑社區揚名不已的磚窯，如今早已消失無蹤。現在，十五碑社區多是供應印度和中國美味食物的小餐館，還有一些廉價旅館，其中有幾家根本是給內行尋芳客光顧的妓院。不過，該區也是馬來西亞盲人社群，以及眾多家盲人按摩中心的集中地。

李盛舟的PB按摩中心成立於一九八三年，為此地第一家盲人按摩中心。目前他的按摩中心有十四個舒適的房間、三十四張床，以及三十二名盲人按摩師隨時準備為客人服務──這是十五碑社區規模最大、經營最成功的按摩中心。

「那時我既能幹又有手段。」在吉隆坡十五碑社區的飲料攤上，現年四十八歲的梁錫英喝著一瓶瓶的啤酒回憶起年輕往事。

然而在他二十九歲那年某個晴朗早晨，起床後卻發現眼球上忽然長出薄薄的網狀物。接下來的一年半，他連續動了七次手術。

有一天，他和朋友一起喝酒到深夜。隔天清醒後，梁錫英發現自己全盲了。那時他三十一歲，人生正準備重新開始，但他的未來頓時陷入一片黯淡。當時有妻子、兩歲的兒子以及四歲的女兒需要扶養，他不知此後該怎麼走下去。

「然而我告訴太太，盲人全集中在十五碑社區，這一定有某種道理。所以她帶我到馬來西亞盲人協會(Malaysian Association of the Blind, MAB)尋求協助。」梁錫英說道。盲人協會告訴他，只需買根白色手杖，學會當按摩師，一切就沒問題了。

「那就是盲人所能得到的最佳建議。」

「起初設立按摩中心，我別無選擇。」盲人按摩中心老闆李盛舟回憶說。一九七六年免疫系統開始攻擊他的眼睛，到了一九八六年，他被正式歸類為盲人。

「當時，盲人想要就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回想道。

「起初，當局不願意發給我執照，因為按摩被視為特種行業。」李盛舟解釋，「然而，如果他們拒絕，根本就是踢翻乞丐的飯碗。」他終於收到免執照許可。

賴國強是馬來西亞雪蘭峨州盲人協會(Selangor Society of the Blind in Malaysia)的創辦人之一，此協會正是今日馬來西亞盲人公會(Society of the Blind in Malaysia, SBM)的前身。馬來西亞盲人公會設在十五碑社區，致力於增進會員的福利與娛樂，為維持營運，僅收取象徵性的年費。
關於自己的狀況，他並沒有想得太多。他二十歲前就已經全盲了。

追憶昔日寧靜的年代

當年，吉隆坡市舊火車站南區，包括十五碑社區，都算是市郊。除了公家宿舍之外，鐵路員工以及非法定居者都聚集在這個寧靜平和的地區。這裏車輛稀少，空氣清新。

他樂於回想當年小販招徠顧客的吆喝聲，還有他們自編小曲，用來推銷食品的歌唱聲，有別於今日的引擎噪音和汽車喇叭聲。目前他住在巴東貝利路上，這些低矮的公寓後面窄巷中，正是十五碑社區小型傳統生鮮市場。

賴國強第一任妻子死於一九八九年。他與第二任妻子懷娥麗特在一九九○年結婚。雖然懷娥麗特自幼失明，但是大家公認她很會做菜。賴國強每週上市場兩、三次，為懷娥麗特採買食材，讓她迅速料理出一頓飯菜。

六○與七○年代之後，十五碑社區成為吉隆坡的風化區。到了九○年代，儼然成為發展迅速的娛樂中心。然而，最近幾年來，警方已經進行取締。

根據賴國強的說法，自從一九五三年葛尼盲人訓練中心(Gurney Training Centre for the Blind, GTC)正式成立之後，這個盲人社區就開始發展。馬來西亞各地的盲人紛紛來到中心接受職業訓練。畢業後，其中許多人定居十五碑社區，以便在吉隆坡找工作，此地相對而言有較多的工作機會。

一九五八年，賴國強從葛尼盲人訓練中心畢業，前往為盲人專設的工廠工作；一九六三年，擔任牙刷工廠機械操作員。一九六六年，他重回葛尼訓練中心，接受電話接線訓練，在花莎尼汽水廠工作，直至一九九○年退休為止。
現在，他將時間用來點字閱讀、練氣功、聽老歌，以及免費教導盲人學習中文點字。

最近這兩年，十五碑社區人口迅速增加，尤其在鄰近的吉隆坡中央車站完成後，人口更是暴增。影響所及，不只物價上漲，就連汽車、機車，以及跟盲人在人行道上爭奪空間的攤販數量，也愈來愈多。同時，治安跟著變壞。根據賴國強的說法，搶劫按摩中心和盲人財物的案件也增多了。

但是，這個問題是政府以及年輕世代的盲人必須去克服的。賴國強已經打完他的仗，超越身體的缺陷，而且贏得勝利。在五○年代，他勇敢地與現實搏鬥，從未怪罪任何人，而且奮戰到底。

「如果有機會來到這世間，我們難道不該盡力爭取我們應得的待遇嗎？」他反問：「我為擺脫身體的殘障而奮戰，結果我可以自行應付日常生活，不需要子女任何的協助。」

街頭賣藝，相互扶持

對於不住在十五碑社區的人而言，這裏往往是週末時他們過來拜訪盲人朋友，或者參加馬來西亞盲人協會康樂社團活動的地方。

五十三歲的洛斯蘭，他每逢週五晚上樂團成員有空時，總要花費十五馬幣(約合一百一十一元新台幣)的計程車資，來到馬來西亞盲人協會，進行滿檔的錄音工作。儘管協會接受捐款，盲人朋友使用錄音室卻無法免費，租金每小時十五馬幣。然而，如果設備損壞的話，協會並沒有真正去修理。

此外，洛斯蘭週末還到中國城當街頭藝人。當天早上十一點到晚上八點半，他在麥當勞外演奏電子琴，貼補他在馬來西亞科技大學當接線生的收入。

一九九○年代景氣好時，他一天可以賺上大約三百馬幣。現在，如果天氣好，可以收入二百馬幣左右；一旦遇上下雨天，金額減少到大概七十馬幣。賺到的錢還得分成三份，最小的一份付給替他載運表演器材的司機；另一份給五十四歲眼盲的莫娜，她跟洛斯蘭合唱。

多年前，莫娜與洛斯蘭在檳城聖尼古拉之家(St. Nicholas Home)相識，聖尼古拉之家是致力提供盲人基本教育的學校。在女兒結婚當天，莫娜就被丈夫逼著離婚。洛斯蘭知道她無依無靠，於是邀她一起在街頭表演。

「失明的男人比較容易娶到明眼的女人。」在星期日晚上短暫的休息空檔時，莫娜說；她指的是洛斯蘭的婚姻。「但是失明的女人比較難嫁給明眼的男人，因為我們比較難信任他們，而且男人通常比較缺乏耐性。」

然而，這無法作為莫娜遭離婚的合理藉口──因為她的前夫也是盲人。她想，或許他們兩人就是合不來。

莫娜出生於麻六甲，生來就失明，她的人生接二連三地發生悲劇。

「這一切或許都是命中注定。」莫娜說，「這麼多不幸發生在我身上，我感到十分痛苦，我得花一段時間才能說服自己，回顧過去是沒意義的。」

過去七年來，除了在街頭表演以外，莫娜一直在秋吉路上的哈里森百貨公司外頭，販賣小包裝衛生紙和小飾物，隨客人高興給錢。在盲人社區內，盲人稱呼莫娜的「工作」為Hello-Encik(先生，您好)。她星期一休息，而從星期二工作至星期五，運氣好的話，莫娜一個月通常可以賺到大約四百馬幣；運氣不佳時，只能賺二百五十馬幣。

如同她的盲人朋友，她從福利部支領兩百馬幣的補助金。她也從一個穆斯林組織那裏得到兩百馬幣。然而，她這些「收入」要在首都吉隆坡市生存下去，只能勉強應付。

即使生活並不容易，莫娜談話時幾乎令人感覺不到一絲悲苦，她似乎真的認真地過生活。洛斯蘭也有同樣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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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速食店玻璃窗映射出盲人莫娜(左)與洛斯蘭街頭演唱掙錢的景象。

在盲人聚集的十五碑社區的夜市，盲人母親手抱幼子採買日常所需後，於路旁等待搭乘計程車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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