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人在
北台灣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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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曾耀輝


離開廈門之前，我們聽說福爾摩沙有基督徒。我們於是開始打聽，無疑地，中國人之中並沒有基督徒；然而紀錄卻顯示，自從荷蘭人占領安平港之後，似乎就有原住民開始信仰基督教。我們曾遇過一些會說荷蘭語、讀荷蘭書，還會使用荷蘭字的原住民，我們甚至發現他們手上有五本荷蘭文《聖經》殘本。


這是康熙皇帝為了了解大清帝國，指派數名耶穌會傳教士到中國各處勘察，其中三位在公元一七一四年走訪台灣，隔年八月所做的紀錄。這份紀錄已距離荷蘭人據台五十多年，不難看出荷蘭人教化遺留的痕跡，且這些教化的成果並未隨著荷蘭人離開而消逝。荷蘭文書籍或以原住民語拼音書寫的文書亦有不少保存迄今，也就是俗稱的「番仔書」。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周婉窈指出：「荷蘭與原住民的接觸程度與範圍，可能超乎我們的想像，荷蘭人的足跡不僅止於嘉南平原，還有北部與東部，『紅毛番』的影子似乎存在許多原住民的集體記憶裏。」



雖然之後漢人挾帶著政治、武力、經濟、教育各方面的優勢對平埔族進行同化，但對荷蘭人的記憶似乎並未隨著煙消雲散。無疑地，平埔族對荷蘭人的記憶如此深刻讓人十分訝異，這與平埔族本身的文化、漢人對平埔族的剝削、欺騙有關。


平埔族中的西拉雅族最先與荷蘭人接觸也互動最深，他們分布在嘉南平原上。西拉雅族是母系社會，女人負責農耕，男人負責漁獵；女孩必須從小開始學習耕作與家務處理，男孩則熟練狩獵與戰鬥的技巧，部落倫理由部落長老會議運作中習得，較大的社(部落)有尪姨(女巫)，她們負責祭典及部分技藝的傳承。平埔族並沒有教育的組織或機構，而是採用以生活為中心的教育型態，因為這樣的教育足以應付所需。


但這教育型態在荷蘭登陸台灣後被打破。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在大員築堡，隔年用二十五匹棉布向新港社買下了普羅民遮城(今台南赤崁樓)附近的土地。當時的西拉雅族沒有紡織技術，棉布對他們而言是貴重品，之後荷蘭人也常把它當作送給原住民的禮物。


來台之初，荷蘭人僅將台灣當作貿易據點，並無經營打算，但因對中國貿易受到挫折，開始打算經營台灣。一六二五年三月三日，首任大員長官宋克(Martinus Sonck)寄信給巴達維亞當局(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南亞的總部)，希望他們能派遣兩、三位牧師或是能朗誦經文者來台灣，以便上帝之名能擴散至當地居民心中。
 
 

番仔書的開創者──干治士


一六二七年，傳教士干治士抵達台灣，成為島上第一位傳教士。干治士在新港社定居時，荷蘭人已與新港社人建立良好關係，他們主動教育新港人並介紹基督教信仰。干治士在新港居住一年半後，提出一份關於台灣與台灣原住民的報告，介紹當時西拉雅族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之後更主張對原住民進行大規模教化。


干治士比較他在台灣與巴達維亞的傳教經驗，發現台灣原住民的學習能力比巴達維亞原住民強很多，而且沒有任何中央政府或強有力的統治者來壓制外國宗教的發展。此外，原住民沒有文字，他們的信仰沒有被記載，也沒有傳教士來解釋教義，他們無法拒絕外來宗教的傳播。他也說明為何不教化在台漢人，中國人有悠久的文化傳統，肩負繁重的歷史包袱，不似原住民容易馴化，且有造反的意圖。


干治士雖有滿腹壯志，但因不久就發生荷蘭人與原住民的衝突，兩邊關係緊張，無法展開大規模傳教。干治士便投注於以西拉雅語(荷蘭人稱為新港語)翻譯《聖經》重要章節，並編寫《新港語字典》，以羅馬字母拼音的方式將西拉雅語文字化。這是原住民第一次的文字體驗；在此之前，原住民僅有繩結記曆，或是用簡單的圖形表示動物，一切的傳承都必須依賴口述。


當荷蘭人開設學校後，馬上開始正式教授原住民羅馬字母，鍛鍊學生的讀寫能力，讓西拉雅語得以被書寫，原住民開始有自己的文字記載。這些以西拉雅語書寫留下來的文字記載泰半在新港發現，故統稱為「新港文書」。新港文書又以基督教書籍和地契為大宗，其中基督教書籍多是傳教的教材，地契則是在漢人入台後，原住民與漢人之間處理土地問題的依據，通常是漢語、西拉雅語雙語對照，讓平埔族得以保護自己權益。
 
 
行動派傳教士──尤羅伯


一六二九年，第二位傳教士尤羅伯加入傳教工作，尤羅伯是歷任傳教士中待在台灣最久的，一共十四年(一六二九至四三年)。尤羅伯抵台時，遇到與干治士相同的困境，兩人僅能在新港社傳教，並指導部分原住民。兩人在一六三四年提案送數名新港社的少年到荷蘭留學，成為傳教士後回到台灣服務，但被巴達維亞當局以花費過高否決。此事加強尤羅伯培養原住民教師的決心。


一六三六年二月，荷蘭以武力控制了諸羅山(今嘉義市)到放索(今屏東林邊)間的區域。尤羅伯在同年五月一日開設學校，學校位於新港社，少年、少女兼收，每天上課。以宗教教育和文字教育為主，鍛鍊學生讀寫的能力。
在尤羅伯主導教學的期間，當時學校的教材是教義問答、禱告詞和詩篇，這些教材泰半是尤羅伯所編寫。他在編寫教材時，考慮原住民的文化與理解力，將教材予以簡化、原住民化，以原住民較能理解的方式來書寫。比方說：


問：誰創造萬物？ 答：神。
問：有多少神？ 答：一個。


尤羅伯將基督教的教義──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予以簡化，略過聖父、聖子的觀念。但這樣的方式能加強原住民理解，也讓他們更願意學習，學習的成果相當良好。


在授課同時，尤羅伯採用一手火槍、一手棉布的方式推廣教育，一方面夥同士兵到各社去丟棄原住民的神像，驅逐尪姨；另一方面，則給予送子女到學校的家庭獎勵──棉布及衣服。在此政策下，各社紛紛丟棄神像，建造學校、教堂，甚至興建教員的宿舍，並主動要求傳教士來宣教。


他不只關心教育，也關注原住民的生活。當時西拉雅族沒有夫妻觀念，隨意的性行為與墮胎非常常見，直到有了小孩才會不定時同居。尤羅伯覺得這種行為不合教義，便透過武力、教育的力量，讓原住民依基督教的儀式結婚，夫妻開始同居，變為一夫一妻制。在閒暇之餘，他會研究草藥，並協助原住民進行農業及醫藥上的改良。


尤羅伯擁有強大行動力且認真嚴格，不僅自己努力傳教，亦常會要求其他傳教士。大員長官的行政日誌中，常可見他提醒哪幾個傳教士或教員不夠努力，應多加注意。此舉造成他毀譽參半，部分後繼者稱讚他的努力與成果，但也有不少人批評他誇大成果、擅改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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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在北台灣的教化】
十六世紀初期，為了爭奪與中國、日本的貿易利潤，荷蘭、西班牙在中國近海連續打了多場海戰，彼此相互仇視。一六二四年，荷蘭占據大員，西班牙人深感不安，體認到必須在台灣占領一個據點來對抗荷蘭。兩年後，西班牙人在雞籠(今基隆)登陸，隨行的還有數名傳教士。


當時歐洲處於新教(基督教)崛起、舊教(天主教)衰退的時期。為了避免舊教勢力繼續衰退，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有比荷蘭更大的傳教熱情，可從他們對城堡的命名看出端倪，在雞籠築的城堡叫做「聖救主城」(San Salvador)，在淡水築的城叫聖多明哥城(Santo Domingo，即聖主之意)。


西班牙人除了想在台灣傳教外，也想把台灣作為據點，便利天主教在中國與日本的傳播。然而，相較於荷蘭動輒數百人的軍力，西班牙人在軍力上就捉襟見肘多了。尤其是分兵淡水後，雞籠、淡水兩邊的西班牙藉士兵均不到百人，守衛城堡尚嫌不足，更遑論以武力來征服諸社了。一六三八年原住民暴動時，雞籠城被原住民包圍，而當時城內僅有五十名士兵，西班牙軍力不足的窘境可見一斑。


處於缺乏武力後盾的狀態下，西班牙傳教士被原住民殺害的比率遠高於荷蘭，然而困境並未摧毀傳教士的熱情與決心。傳教士愛斯基威爾(Jacinto Esquivel，一六三○至三三年駐台)便是其中翹楚，他曾經單槍匹馬進入三個敵視西班牙人的部落裏傳教，而在他的努力下，最後這三個社都改信天主教，並興建了教堂。十七世紀的西班牙人在台灣一共興建四座教堂，有三座得力於愛斯基威爾的熱情。


傳教之餘，愛斯基威爾編撰了《淡水語辭彙》，翻譯了《淡水語教理書》，並成立一個以教化原住民為目的的組織，同時不斷奔走替組織募款。此外，還主持一所學校，這所學校主要招收在台的中國人與日本人，希望他們可以回到母國傳教。


在傳教士的努力下，教區從基隆河流域擴展到淡水河流域，之後又有部分傳教士進入噶瑪蘭(今宜蘭)開拓教區。他們採用的教育方式與荷蘭相同，亦是用閱讀、寫作、朗誦、歌唱的方式教育北部的原住民，並與荷蘭人得到相同的結論，認為原住民的記憶力很強，且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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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人以文字譯出平埔族語言以便傳教，文字則保障平埔族與漢人簽地契。
(圖片提供/黃天橫)
 
尤羅伯為了傳教編有新港語、南路語字典。
(圖片提供/經典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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