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一九四五，戰火下的異鄉人

死去的詞語，活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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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黃同弘(經典雜誌編輯)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死守沖繩群島的日本帝國陸軍部隊，向位於台北的台灣軍司令部拍發最後一通電報：「面臨最後的決鬥，跟已經散華了的精銳數萬英靈一起，衷心祈念皇室彌榮、皇國必勝，全員決意化成護國的鬼魂…。」

兩天之後，沖繩日軍的指揮官牛島滿中將與參謀切腹自殺，在這場殘酷的戰役中，包含二十八名台灣軍屬在內，日軍共十一萬人陣亡，而投降盟軍者僅七千四百人。

沖繩玉碎電報拍發的次日，在今天青年公園位置上的台北練兵場，也上演了同樣瘋狂的殺戮戲碼。前年十月執行轟炸任務而遭俘的十四名美軍飛行員，被依日本軍律執刑。在離戰爭結束前僅五十七日的這一天，這群青年在異鄉失去了性命。

整整一甲子之後，在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的幫助下，飛行員的家屬來台憑弔。從佛羅里達州趕來的查理斯．派克含淚說道：「許多戰俘的家人可能一直到死前，都不知道親人是死在一個叫台灣的異鄉！」

自一九四一年，東京時間十二月八日早晨開始，以台灣這座島嶼為中心，西起斯里蘭卡、南至所羅門群島、北抵阿留申島弧的廣大海面上，爆發了一場歷時三年九個月的大戰。超過十個國家捲入，數百萬計的年輕生命被拋擲在這處太平洋戰場，以血肉爭奪一處港灣、一道海峽，甚至是一塊岩礁。六十年過去，戰史上傳誦的是一位又一位將帥的名字，但島嶼與青年們的名字已不被記憶；或許下次列強又因為地緣政治的角力而爆發衝突，某個無名地方才會因「東亞的火藥庫」、「東方的直布羅陀」或「帝國的南進基地」的渲染，而廣為人知。

一九三一，地緣政治的魔咒

從今日世界史的角度來看，這場戰爭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場；但從亞洲的觀點出發，這場戰鬥只是日本帝國「十五年戰爭」的完結篇。

在經濟蕭條、國際動盪的三○年代，石原菀爾中佐是日本少壯派軍官中的代表人物，他以日蓮正宗的教義預言「最終戰爭正快速逼進」，為了確保勝利，日本必須以戰養戰，掌握亞洲和大洋洲的資源，在決戰到來前，迅速攻下關島、菲律賓與夏威夷。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裏，石原以關東軍參謀的身分，密派特勤人員在接近奉天(今瀋陽)的鐵路上放置炸彈，並隨即以東北軍炸毀南滿鐵路為由，發動突擊。在逐步升級的武裝衝突中，為免於天皇權威受損，裕仁也不得不追認軍隊的行動。迅速膨脹的關東軍最終控制了東北全境，扶植溥儀登基為「滿洲國」皇帝。

一支警衛鐵路的小規模派遣軍竟能建立一個帝國，這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但石原菀爾只是三○年代，日本一系列極端軍人左右國策的先驅；這場「九一八事件」的成功策動，徹底改變了日本帝國的未來軌跡。

出兵東北之後，日本公眾輿論漸向軍方靠攏，其中最主流的說法是將滿、蒙描繪成日本經濟、戰略與道德的「生命線」，捨此防線，帝國將無力對抗西方國家的野蠻進逼。一九三三年，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以四十二票贊成、一票反對，通過對日本侵略行為的譴責。日本代表隨即退出國聯。經此事件而漸失外交彈性的日本，註定只能以戰爭途徑解決東北問題。這一年，納粹掌權，德國將緊接著日本撤離日內瓦。

當日軍逐年侵蝕華北土地，日本國內也興起一波波以「國體明徵」(編按：明確天皇中心主義的國體觀念)為主的愛國宣傳。陸相荒木貞夫界定「皇軍是正義之師」，日本的使命是「在東亞建立理想樂土」；日後掌握東京軍政大權的東條英機，也將日本的任務抬升到道德層次，日本必須挺立，「向世界散布道德原則」，因為「皇道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戰爭即將開始」。官方的種種宣傳都強調著，為了保護以天皇直接統治的「神聖國體」，國民唯有大努力、大犧牲，才能成就大事業。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延燒了一整年的國體爭辯，終於併發動亂，不滿內閣對自由派學者與「天皇機關說」的取締不力，二十二名陸軍「皇道派」的低階軍官，在覆雪的東京起事，撲殺多名重臣及憲政學者。二二六事件的弭平之後，由另一派系「統制派」支持的廣田弘毅出任首相，但皇道派終結政黨政治及擴充軍備的企圖，卻在他手中完成。本年通過的帝國軍事預算較上一年足足成長了三倍，這除了表示一般民眾將忍受因增稅起的通貨膨脹以外，也代表對中國的總體戰即將展開。

一九三七，南京圍城

一九三七年公布的《國體大綱》寫道：「個人基本上並非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單獨個體，而是組成國家的一分子。」包括台灣與朝鮮的人民也在這國體之內，他們被要求要「絕對無我」地效忠天皇，投入這超出帝國能力的中國占領行動。

帝國殖民地的二等國民並不具有為天皇作戰的「無上光榮」，但早在中日戰爭初期，台灣人就以支援運補的「軍伕」身分出現在華南戰場上。第一批台籍軍伕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於上海附近「敵前上陸」，軍伕的人數是軍事機密，但由於倉促徵雇，幾近強迫，引起了台灣全島的恐慌。為配合對華侵略的深化，總督府調整作法，鼓勵台人「志願」參加各種「勤勞團」、「農業團」投身戰地。

日軍在由上海推進到南京的過程中，陣亡超過五萬，而中國殘兵與百姓死於砲火的數字則難以統計。南京城內的市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最大的慘劇是隨著城陷而發生。「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搶奪、謀殺、強姦持續不斷。」租界內的西方人士記錄了南京的地獄景象，透過外交管道發給遠在上海的外國媒體。所有在南京的白種人，包括英國商人、美國傳教士和納粹間諜，都只能聚在一起相互保護，驚嚇不已的他們不明瞭為何為有屠殺戰俘、以刺刀殺害女人與小孩的事發生。

當時日本外務省的東亞局長在日記裏透露：「一封寄至上海的信詳細報告了我軍在南京的暴行，信中描述搶劫、姦淫的恐怖情狀。天啊，這就是我們皇軍的行為嗎？」南京軍紀全然崩盤的報告直達了此時的近衛內閣與天皇，但被管制的日本媒體只報導了皇軍勝利與大量俘虜的新聞。少數如矢內原忠雄般的日本國內有識之士，僅能從不易取得的外文報紙，以及《東京日日新聞》(後改名《每日新聞》)上軍官競賽砍殺百人的報導，推測出日軍在中國犯下的暴行。

生於嘉義鹿草的林歲德，他的證言是至今所有台灣軍伕的回憶中，最接近圍城現場的。一九三八年初，在上海登陸的他被編入掃蕩南京周遭村落的隊伍中，他企圖掩護一對婦孺逃離日軍的搜捕，而至今他仍無法忘記最後仍死於武士刀下的老婦人模樣，她的臉孔好似林歲德的母親。

時任上海派遣軍參謀的岡村寧次回憶，由於日軍在上海地區常犯下強姦事件，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的發生，他請求長崎縣知事招募「慰安婦團」。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後，日軍高層認為官兵的性慾問題非解決不可，他們擔心的倒不是傷害敵國婦女，而是耗損軍力。一九三八年中，北支那方面軍參謀長對所轄數十萬部隊發出設置軍慰安所的指示。只是，這項意欲減低強姦犯行的舉措，最後卻是以國家之名行集體暴行。

一九九二年，日本眾議院議員伊東秀子在日本防衛廳找到了有關台籍慰安婦的電報，首度證實台籍慰安婦的存在。根據研究統計，在文獻證明、口述歷史、回憶錄及到婦女救援基金會登記的台籍慰安婦，超過一千名，而這是最保守的估算了。婦援會的訪談與過濾中，計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慰安婦是在未被告知工作性質，甚至是強行抓走的狀況下，被送往南洋與中國戰場。而以日軍總比例的方式推算，至二戰結束，包括台灣、朝鮮、中國以及南洋的日軍占領區，約有十至二十萬名婦女被徵調，她們的青春就此陷入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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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詞語，活著的人】

相同的時代烙印往往造就了一個歷史世代，用現在流行的說法是「幾年級」。研究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的台灣史，周婉窈稱呼這群出生於一九二○到三○年間的台灣囝仔為「戰爭期世代」，他們在成長期間，接受國家提供的軍國教育，共同的戰爭經驗形塑了他們的集體思維。周婉窈寫道：「他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變局中，失去了辛苦習得的語言和文字，以及附著在這個語文的教育資產；……最嚴重的是，在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中國的統治下，他們被迫對自己的過去與群體的過去，保持近乎絕對的沉默。」

沉默不代表就接受了統治政權的書寫，在筆者的採訪過程中，曾幾度震驚於受訪耆老對戰爭的回憶。「如果沒有那兩顆原子彈，日本不可能輸的！」「日本的勇敢是，就算只剩下最後一人也要戰鬥下去！」學者孫大川的小舅曾是高砂義勇隊的一的一員，他在晚年深夜醒來，都還會在地上匍匐前進。就某個層度而言，戰爭仍未結束，他們仍是孤守陣地的未復員兵。

要理解他們的話語，我們就得回到一九四五年那個糾結的歷史時空，他們曾經被教育為天皇而戰，而八月十五日的「玉音放送」卻突然宣告聖戰的結束，對更多長期被餵養皇軍捷報的日本民眾，終戰的確毫無道理且難以接受；經過漫長的等待，他們終可返鄉，但上岸遇到的卻是祖國軍隊的搜刮與歧視。

戰時統制經濟的崩潰與國府接收的混亂導致二二八的慘劇，這些受過軍事訓練的前日本兵直接成了反抗陳儀軍隊的地方武力骨幹，其中有一支「若櫻敢死隊」，沿用了日本統治末期對志願兵的美稱。許多前日本兵捱不過二二八之後的清鄉，或是被送到黃淮平原進行另一場更為荒謬的戰爭；而最後倖存的老兵，他們只能以沉默為自己蒼白的青春辯護。

回顧戰時台灣的歷史，常常會出現一類讓人費解的詞語：「玉碎」是指全滅；「散華」即是陣亡；「若櫻」是年輕軍人；「赤紙」是召集令；「七生報國」是生生世世都要為天皇奉獻性命；「特年兵」是陸軍的少年戰車兵、少年飛行兵與海軍的預科練(飛行預科練習生)。這些死去的詞語，同時卻是活著的人的悲哀。唯有探究這些被極度美化的戰爭語言，我們才有可能真正體會那時候台灣少年所處的集體氛圍。

日本軍事史的學者寺田近雄寫道：「於三年期間誕生的特年兵之總數達一萬六千四百人，其中的大多數在出生後尚未滿六千日就為國捐軀。這批少年好像是以陣亡為目的而誕生於這個世界的。」至此我們才得以了解，一九四一年進入日本海軍預科練的那五十名台灣囝仔，在當時舉國的少年對他們投注的歆羨背後，是一整個時代的欺瞞與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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