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義下的台灣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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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黃同弘(經典雜誌編輯)

有一個屬於集體的夢境，青年又夢見了家鄉的山野，母親含淚在家門前等待；而驚醒時，他猶置身千里之外的潰敗叢林，承受著永無休止的饑乏與戰爭。

出生於二○年代的台灣原住民男孩，他們一生中風華正茂的階段，卻也是殖民帝國崩潰的最後時日。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動員了這批「赤足奔跑險山叢林，又能深夜以肉眼視」的高砂青年，在「出征乃最高榮譽，如挺身陣亡，為人父母者應更感欣慰」的國家言辭之下，原住民的母親僅能凝望子弟遠赴未知的戰地。

一九七四年，阿美族人史尼育唔從他長達三十年的孤絕夢境中醒來，他在印尼的摩洛泰(Morotai)島上被發現時還不知戰事已終。日本媒體延用了當年日警為他取的名字「中村輝夫」；台灣的戶籍機關則改稱他「李光輝」。老去戰士的妻子早已改嫁，等待他的，是快速變遷的部落，以及他陌生且無法言說的「祖國」。史尼育唔不願提起南方的事，終日飲酒、菸不離手，四年後死於肺癌。

一九四五年的南太平洋孤島、一九四八年國共內戰中的徐蚌戰場、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火下的料羅灣搶運，原住民「被迫讓渡的身體」總是被擺置在戰火的前端；而新的執政者複製了前殖民者對台灣森林的掠奪性政策，原住民的身體每每消失在夏秋之際的土石流溢下。

在後殖民的今日，我們或許已經忘記當年喧騰一時的「李光輝事件」，以及隨著他選擇回台之後種種「愛國意識」的官方宣傳；對於台灣的漢人社會，飲酒的史尼育唔只是一個模糊的原住民身影：文明的底層，酗酒的部落。對於這個刻板印象，卑南族學者孫大川卻說道：「我常常在那些飲酒的臉孔中，看見整整一百年的悲劇。」

高山上的敵國

「你們怎麼能夠買賣天空、土地的溫柔、羚羊的奔馳……？」一八五○年，西雅圖酋長對意欲收購印第安土地的美國政府發出這樣的疑問，在他的話中，「土地所有權」不過是資本文明晚近的發明；只是，至今仍主宰整個世界的就是這個文明，它將殖民印第安人的歷史，書寫成哥倫布發現美洲的光榮五百年。

一八七四年，在史尼育唔被發現的整整一百年前，另外一個抱持著殖民雄心的美國官員李仙得(C. W. Le Gendre)擔任了日本征台部隊的顧問，他的「蕃地無主論」(編按：本文所引史料保留「蕃」、「高砂」等語彙)，給了日本規避侵略責任的理論基礎。明治政府未能在牡丹社之役後的外交談判中取得東台灣的「生蕃地」，一八九五年，日本捲土重來，台澎兩島成了帝國最初的海外領土。

「若欲拓殖本島，必先馴服生蕃」，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在二十一年前曾以間諜的身分潛伏東台灣，他及民政長官水野遵對原住民採取的是「綏撫」政策，延用了沈葆楨所創的撫墾署設計，以「嚮以酒食，贈予布匹器物，施以教訓」的方法，掠奪山地的資源。

總督府在領台十月公布了「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宣布凡無所有權狀及其他可確定之證明券之山林原野均屬官有。原住民世居的領地，一夕之間全變成被非法占有的國有地。

日籍人類學家森丑之助曾經說過，「台灣因為有『野蠻的生蕃』存在，在歷史上防止了漢人湧入山區濫伐森林、濫墾土地，因此保全了台灣的大自然，使國土免受戕害。」面對總督府的「文明法令」，原住民以蕃刀對抗，遭「兇蕃馘首」的人數在一八九八年後年年超過五百人，騷動的狀態讓總督府封鎖山地，隔絕了原住民的槍彈與食鹽的來源。

當時美駐台領事禮密臣(J. W. Davidson) 眼見日本對「蕃人」的無所適從，遂向日方提供美國政府對付印第安人的經驗；之後，總督府參事持地六三郎參照了禮密臣以及他的帝國主義理論，對「蕃地」問題提出意見。他認為台灣的原住民「自日本帝國取得台灣以來未曾服從，對帝國主權持續叛逆狀態」；「國家對此叛逆狀態的生蕃，擁有討伐權，其生殺予奪，只在我國家處分權的範圍之內」。一九○六年，持地又參與了一場關於「生蕃法律地位」的研究會。

會議主持人岡松參太郎在會中說道：「生蕃向來為清國的化外之民。……所以依據割讓而繼承清國主權的日本帝國也不應視生蕃為其臣民。日本帝國與生蕃之間不具國法上的關係，只有國際法上的關係。」岡松的發言與三十多年前李先得的「蕃地無主論」有著清晰的對應，原來到一九○六年台灣「蕃地」都還是不屬於日本管轄的「敵國領土」，而所謂文明的「法律」，從頭到尾都只是為了包裝比馘首血腥千萬倍的侵略戰爭。這場研討會最終否定了「生蕃」具有人格與法律地位，連岡松所稱的國際法上的關係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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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命名的九族‧被編造的神話】

美濃的黃蝶翠谷是東南亞地區唯一的生態型蝴蝶谷，但在美濃水庫興建案未決之前，淡黃蝶的棲地就因財團搶種果樹而遭到破壞，每年五月與九月前後，淡黃蝶漫天飛舞的景觀已日漸消失。若從日治台灣史的角度來看黃蝶翠谷，這樣的「自然」景象其實只有短短七十年的存在。一九三五年，因應戰爭需求，日本在這座山谷廣植可以製造槍托的鐵刀木，也整理出一處適合淡黃蝶棲身的「自然」。生態觀察家吳明益寫道，「即便贊成反對興建水庫的兩方都有人提出應再種鐵刀樹苗，『復育』淡黃蝶，其實不過是另一次的重整罷了。」

最初的「自然」離我們已經太遙遠，如同淡黃蝶復育工作的局限，在失落的百年之後，原住民的文化復振似乎也面臨無法完全「逆寫」的狀態，他們不可能踏入被殖民之前的同一座森林，也不可能復返文明入侵前的原始部落。今日原住民族分類與命名是延續於日治初期的官學合作，因為政治上的劃分，原住民才開始有了超越部落的族群認同，殖民者的語言更成了跨族群間首度共通的語言，從這出發，才有了今日的泛原住民族意識。

專攻人類學的賴盈秀提出了一個命題－－「誰是賽夏族？」這群居住在苗栗南庄的子民，有著兩種以上不同的文化系統，森丑之助甚至認為這個族群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人種」。賴盈秀指出，經由清領時的政治分類(生蕃/化蕃/熟蕃)以及理蕃政策下的族群識別(九族)，賽夏族才逐漸成形。在日治之前，作為一個族群共同體的「賽夏族」，並不存在。

族群的形塑已是不可逆的狀態，但強權介入的歷史書寫卻可以解構。在鄒族口傳的歷史中，漢人通事吳鳳在轉手稅貨從中暗扣，引發漢、鄒之間的誤解。鄒族人承認，是祖先殺掉了欺騙原住民的吳鳳。

而漢人版本的吳鳳故事則將他描寫成為了漢人利益而犧牲的民族英雄。一九○四年，後藤新平巡視剛「發現」不久的阿里山森林，他特別指派同行的學者伊能嘉矩調查吳鳳的故事。一九一二年，日人首度將吳鳳描寫成一位為救人而自我犧牲的偉人。後藤新平在他親撰的吳鳳廟碑文中，將鄒族描寫為「野蠻的劣等民族」，而吳鳳則是「寬大、慈愛、自我犧牲」的義人。這一切的動作，俱是為了正當化殖民政府的「理蕃政策」，但一九四五之後的國民政府，卻將日人編撰的故事改編成教科書內容，在複製殖民者語言的同時，也加深了原住民的心理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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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大森林的發現，連帶促使後藤新平有了以吳鳳故事「教化」原住民想法。一九一二年鐵路通車時，日人與鄒族人合影。
(圖片提供/李佩珊)

匿居在印尼叢林近三十載的史尼育唔，在一九七五年初回鄉時，受到熱烈歡迎。有關他的新聞報導，喚醒了台日社會對「高砂義勇隊」的記憶。
(圖片提供/中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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