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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世慧(經典雜誌編輯)
攝影/劉衍逸(經典雜誌攝影)
在南非黑白政權轉移十年後的今天，位在約翰尼斯堡的「種族隔離博物館」(Apartheid
Museum)，或許是如今南非全境唯一對於那個扭曲的時代，保留了最完整見證的地方。
在占地數公頃的館址，館外是有著一面面鏡子的裝置藝術，彷彿想讓所有的參觀者，都仔細端詳自己的膚色；至於館內，則是無數當初被放置於公車、旅館或電影院等公共場合的「白人專用」告示牌、用以處死觸法黑人的吊繩，以及南非激進右翼白人組織「斐族自衛隊」(AWB)操兵演練的錄影帶。
「怵目驚心(Horrible)！」在博物館駐足良久，一旁不知道哪一國的白種人忽然脫口而出。與此同時，當我轉身問及陪同我們一起參觀博物館、隨父母從台灣移民來斐(南非簡稱)有十多年的黃騰韋，在黑白種族對抗最激烈的日子，他和一干華人朋友都在做些什麼時？黃騰韋低頭想了好一會兒，末了才略微尷尬地說：「我們，應該都在學校裏乖乖唸書吧！」
飄洋過海淘金熱
其實黃騰韋的尷尬一點都不必要，或者說，他的答案完全不讓人意外。因為就像多數華人的作風一樣，行事低調謹慎，固然是民族性使然，但另一方面，這也和兩百多年來，華人在南非的處境有關。
根據華裔南非作家葉慧芬所著的《南非華人》(《Colo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一書記載，早 在十九世紀初時，便已經有華人來到南非。當時，源於開普敦(Cape
Town)的殖民主權甫從荷蘭人易主到英國人手上，新的殖民當局為了從事各項建設，於是便從中國沿海一帶，招募了一批具有油漆、泥水及木雕等技能的華工。
在那之後，因為一條長達四百三十公里的黃金礦脈被發現，南非的川斯瓦(Transvaal)高原一夕之間礦區林立。而隨著淘金客的蜂擁而至，新一波的華人也從廣東順德與梅縣等地方，遠渡重洋而來。在這些人之間，較具冒險性格的，便加入了淘金行列，希望有朝一日衣錦還鄉；至於性格相對保守的人，則從事諸如開雜貨店、餐館，以及洗衣店等因淘金而引發的行業。
在那段歲月裏，種族隔離政策儘管尚未被正式制訂，但實質上的種族隔離氣氛，卻已經瀰漫在生活中的各領域。除了只有白人有選舉權外，華人就和黑人一樣，彷彿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替白人提供廉價勞力，不但不具有參與國家政治的權利，不得進入行政、立法和司法等公家機構工作，礦藏所帶來的大筆財富，更半點都沒有他們的份。
「不過比起他們原來在家鄉的生活，這一切都還算可以忍受。」葉慧芬以她的研究所得告訴記者，「在家鄉，他們可能三餐不繼；但在這裏，只要節省一點的話，他們甚至還可以存錢，寄回給家鄉的親人。」
誠如葉慧芬所言，對於素以吃苦耐勞聞名於世的華人來說，沒有什麼苦，是他們吃不了的。然而唯獨有一件事，是連肯吃苦的華人也無法忍受的。那件事，就是對於尊嚴的踐踏。
黑白之間求生存的早期華人
我們比約定的時間還要到得早一點。在約堡唐人街著名的瑞興堂商號內，當幾名客人拿著「醬瓜」、「髮菜」和「乾海帶」等傳統中國食物，走到櫃臺結帳時，只見黑人店員除了熟練地重複一次產品的名稱及價格外，客人問起調理方式時，他們還可以回應上一兩句。
「對不起，我遲到了。」瑞興堂的老闆潘國偉來了之後，先是和員工微笑點了點頭，然後才正式接受採訪。作為南非華人的第二代，談起種族隔離的年代，潘國偉先是苦笑後長嘆一聲，跟著才緩緩道來。
「我是民國二十八年出生的，一九四八年種族隔離政策實行時，我才剛滿十歲。」潘國偉說，「在那個時代，除了『通行證法』(Pass
Laws)是針對黑人所制訂的外，『人口註冊法』的影響，則遍及所有的人。」
據潘國偉的表示，基於人口註冊法的規定，當年在南非境內的所有人，都得依照其出 身與血統，被劃分為「白人」、「雜色人」和「黑人」等三個等級。黑人不用說了，種族隔離政策之於他們，就像印度過去的種姓制度一樣，根本視他們為賤民；至於雜色人，也即黃種人、印度人和混血兒等，雖然不至於和黑人一樣飽受欺凌，但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
「過去我們走在街上，只要白人看我們不順眼，就可以雙手一推，叫我們閃一邊去。」回首當年，今年已經六十五歲的潘國偉，依然不勝欷噓。「更離譜的是，記得有一回有個華人朋友生了急病，當救護車好不容易到了之後，白人司機發現患者不是白人，竟連什麼叫人命關天都不管，便立刻掉頭而去。」
事實上，在同一輩的老僑中，類似潘國偉的遭遇，可說比比皆是。從約堡往北開車半小時，就是南非的行政首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普瑞多利亞(Pretoria)。當我們訪問當地斐京公校(Pretoria
Chinese School)的董事何兆昌時，他就表示，童年時，為了怕白人小孩欺負，他還特別跑去學空手道，練就一身功夫。
八○年代台商備受禮遇
「從我父親到我們這一輩，說真的，吃、住，其實都已經過得去；唯一會不斷刺痛我們的，就只剩下尊嚴的問題。」
何兆昌的父親早年來南非時，就是以開雜貨店起家。累積了一點積蓄後，便找了眾多好友籌措基金，決定興學辦校。
在父母親省吃儉用、刻意栽培的情況下，許多像何兆昌這樣的華人第二代，為了爭口氣，往往卯足勁地用功讀書，在日後成為傑出的律師、醫師或是會計師等。面對華人社會階級的快速變遷，白人們看在眼裏，表面上雖然默不作聲，但暗地裏，卻都吃驚且佩服。
「所以種族隔離政策廢除後，你覺得華人的地位提昇了嗎？」問著何兆昌的同時，因為這天正值七十週年校慶的關係，在進行採訪的教室外面，人來人往，何兆昌因此幾度望向校園，陷入沈思。
「斐京公校過去只收華人，但自從九三年我們開始對各色人種開放招生後，白人學生的數目不但多過華人，就是白人的學生家長，對於校方不管任何膚色的學生，都得接受兩年中文教育的規定，也都沒有意見。」回過頭來，何兆昌雖然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卻以公校十年來的具體改變，肯定他對華人地位變遷的看法。
然而如果我們把華人在南非的處境，比喻為倒吃甘蔗的話，華人移民真正受到南非政府的重視，還要等到自八○年代起，從台灣大量來到的台商。
八○年代間，除了當時中斐雙方，分別因為中國大陸與種族隔離政策的關係，雙雙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因而更形惺惺相惜外，台商挾深厚實力作經濟移民，也是他們備受禮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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