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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蔡佳珊．李光欣(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周元楷（經典雜誌攝影）
蔚藍的天空下，北宜高速公路宛如巨龍橫貫青翠的山嶺，一列列擎天矗立的巨型橋柱，展現出一股懾人的氣勢。「北宜高結構部分大致已經完工，現在第二標石碇這邊就剩一百七十多位泰勞在做收尾的工作。」國道工程局工程師周宏昇興奮地預告二○○五年底即將全線通車的消息。
來到工地現場，只見混凝土預拌車仍不斷進出，大型吊車忙著將角材、鋼筋和模板吊進工作面，頭戴膠盔、全身包裹的泰勞俐落地卸下建材。不覺暮色漸濃，機具停止轟隆作響。「該吃飯了，晚上還得加班。」現場監工工程師何國平說。泰勞或蹲或坐，吃起了用塑膠袋裝著的簡單飯菜，除了偶爾一兩句交談，他們並不多話。
靦腆木訥是泰勞給人的第一印象。從事營造業的外籍勞工，尤其是重大公共工程，幾乎全數來自泰國。而在製造業近十六萬名外勞中，泰勞也逾半數。「他們工作勤奮，不怕辛苦，配合度也高。」中華彩色印刷廠行政組副主任王啟華對泰勞評價甚佳。中華印刷從一九九七年起引進外勞，現有二十七名泰籍員工。
仲介費的緊箍咒
外勞離鄉背井出國打工，無非是為了改善家計、提供孩子更好的教育，以擺脫貧困的宿命。而高額仲介費卻是他們必須面對的第一道關卡，也是他們打工期間無法掙脫的緊箍咒。
在北宜高工作的泰勞巴希特已年屆四十，有兩個分別為十二及八歲的小孩。僅泰國本地仲介費，他就付了十八萬泰銖(約十五萬三千元台幣)，這筆錢是以百分之三的利息向銀行借貸的。巴希特說，如果向地下錢莊借錢，利息會更高。
在台北縣一家化學工廠工作的菲勞保利也表示，一九九七年第一次來台時，付給了菲律賓仲介十四萬披索(折合當時台幣約十三萬三千元)，相當於他之前當小學老師四十個月的薪水！
儘管勞委會已明文限制台灣仲介收取「服務費」的上限(第一、二、三年分別為每月一千八百、一千七百及一千五百元)，但仍無法規範外勞母國仲介的剝削。部分仲介業者更巧立名目向外勞超收費用，或在外勞上飛機前逼迫其簽下借貸「切結書」。
泰國及菲律賓政府對其仲介業者總算還制定了個收費標準，至於沒有規範的越南，仲介費更是高得驚人。全國總工會研究員汪英達指出，輸出國仲介業不乏黑道及政府官員在背後撐腰。
而根據中壢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於二○○一年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在工廠與營建工地工作的外勞，須付給母國及台灣的仲介費用總和為台幣十五到二十五萬元，女傭與監護工則為八萬到二十萬元不等。
「他們前一年到一年半都在還債！」希望職工中心志工郭金福相當清楚外勞的困境。
外勞的債務壓力沉重，實際所得卻十分有限。外勞的基本薪資一律為勞基法規定的最低工資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元，在扣除仲介費後，還必須繳納所得稅(前半年稅率百分之二十，之後為百分之六)和林林總總的瑣碎費用(例如半年一次的體檢費)。
雪上加霜的是，在二○○一年的經發會官方與企業所達成「外勞薪資含食宿費」決議，使得所有外勞剎時被減薪二千五百到四千元，幾乎占其名目薪水的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勞資糾紛中居絕對弱勢
在希望職工中心的走廊上，我們遇到了菲勞馬索，他懷疑工廠短少加班費，前來尋求法律諮詢。馬索的例子突顯了外勞最常遭遇的兩個問題：勞資糾紛及法律資訊嚴重不足。
而勞資糾紛中又以加班費短少最為常見。《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其實對加班費有明確的規定：加班兩小時內，加班費按時薪乘以三分之四，若再加班兩小時，則乘以三分之五。以外勞月薪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元，每月三十天，每天八小時計，時薪為六十六元。所以第一、二小時，每小時加班費應為八十八元；第三、四小時，每小時一百一十元。
而馬索遇到的狀況是，不論加班多久，工廠只願意給付每小時六十六元加班費。另外，有些工廠會在接不到訂單時，以強迫休假折抵加班費，或者乾脆論件計酬，變相減少加班費。
菲勞喬潘和他同事的遭遇就更麻煩了。喬潘在桃園一家電子廠工作，有一天，生產線遺失了三台液晶螢幕成品，主管指控潘喬和另一位同事涉嫌偷竊，威脅如果不照價賠償，就要將他們遣送回國。喬潘認為是主管藉故栽贓，「監視器什麼也沒拍到，如果有證據，為什麼不把我們交給警察？」喬潘還提到每次東西遺失，外勞宿舍就會被徹底搜查，但卻從不檢查台籍員工和幹部，「擺明了就是歧視我們！」喬潘語帶不平。
而在勞資糾紛中，外勞向來居於絕對弱勢。一來，外勞隨時有可能被雇主遣返回國，因此即使對雇主再有怨懟，至少須忍隱到債務還清為止。二來，外勞缺乏對抗資方的法律知識，雖然勞委會發給外勞「外籍勞工在華工作須知」，但這本簡單的小冊子後來往往又被仲介收了回去，外勞因此多半連關係自身權益的法律基本規定都不甚清楚。
「被求救的單位是不是有能力幫他解決，也是一個問題，」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理事長陳素香說。
按規定，勞資糾紛由各縣市政府勞工局主持調解，然而勞工局卻沒有足夠的翻譯人才，台北市勞工局外勞查察員吳靜如指出，在各縣市勞工局中，只有台北市備齊了菲、越、印、泰四國外語人員。
另外，糾紛若發生在加工出口區工廠，還涉及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與勞工局間的管理權之爭，也曾在高雄擔任查察員的吳靜如表示，管理處立場明顯偏向資方。
超時工作帶來嚴重工傷
「我們是來工作，不是來休息的。」喬潘表示為了儘早還清債務，外勞多希望加班或夜班越多越好。然而超過生理極限的超時工作，往往會帶來嚴重的意外和工傷。在小型工廠裏，風險尤其高，例如有些雇主為了提高產量，甚至會拆掉沖床機的安全裝置。
菲勞潔西就曾目睹過一件驚心動魄的職業災害，她的同事在操作壓模機時，一不留神，十根手指頓時血肉模糊。事隔多年，談起這件意外，潔西眼神裏仍然充滿驚恐。
「台灣國際醫療行動學會」(iACT)移民健康人權部主任林秀麗也指出，隨著社會進步，工傷發生率應逐年降低，但台灣工傷發生率卻從一九九五年的低點再度攀升，至二○○一年直逼千分之十五，甚至遠超過一九八七年的千分之十。林秀麗強烈懷疑工傷發生率攀升和外勞大量引進不無關係。
希望職工中心處理過不少工傷案例，主持這所外勞收容中心的吳嘉德神父抱來厚厚一本外勞職災紀錄，一張張工傷者照片怵目驚心。「這還只是我們經手過的案子。」吳神父說。
其中一個案例就發生在北宜高第二標，時間是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當時才剛來五十天的泰勞法雅克哈(Phongprasit Phayakkha)，施工中從高處墜落地面，當場慘死。依法他可以請領勞健保死亡給付，但因為承包商並未將保費上繳，勞保局拒絕理賠。在志工奔走協助下，家屬才終於在兩年後拿到台幣六十四萬的補償金。這家承包商後來則因為財務欠佳，遭到解約。
郭金福表示，一旦外勞發生職災，為了避免安全檢查可能不利於工廠，老闆通常會將傷者、甚至連同在旁目睹的外勞一併遣返。另外，雖然根據《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雇主如果沒有盡到預防職災害發生義務，造成員工死亡或重傷害者必須受處罰。但在司法實務上，法院往往只判處雇主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易科罰金即可了事，「對雇主來說根本無關痛癢！」郭金福說。
家庭裏的「工傷」慘劇
性騷擾與肢體虐待，是最常發生在外籍家務工作者身上的另一種「工傷」。相較於工廠或工地的團體生活，外籍女傭或監護工多是單獨一人居住在家庭之中。她們遇到問題時孤立無援，往往等到事態嚴重才爆發出來。
妮娜今年二十五歲，三年半前離開故鄉印尼爪哇來台，幫忙一個家庭照料得了先天性疾病的雙胞胎。沒想到才來三個月，女雇主開始對她施以嚴重的身體虐待，曾拿雨傘戳她的背、拿菜刀刀背剁她的腳、用手指戳她眼睛；並且要她睡在陽台，也不給足夠的飲食。
直到有一次妮娜被雇主戳傷眼睛而住院，才透過鄰床好心的老太太發出求救訊息。出院後，妮娜帶著視力只剩下○•二的右眼和渾身傷痕，被送到了希望職工中心。
由於雇主矢口否認虐待妮娜，官司纏訟了兩年半；這段時間她無法工作，只能心焦等待。最近二審判決下來，雇主被判三年二個月有期徒刑，但仍要上訴三審；關於賠償部分，更是遙遙無期。在台期間，妮娜在印尼的老公另結新歡、離家出走了。
「難道要我一直等嗎？」兩年半的未知把妮娜的耐心和怒氣耗盡了，她不再奢求能得到最後的正義。「我兒子要上學了，」妮娜希望能快點回家和母親團聚，送孩子去上學。她最後帶走的只有一身傷疤。
菲律賓來的瑪莎身上沒有疤，但心頭卻傷痕累累。她兩年前來台，除了包辦所有家務，還得到老闆的店裏工作，一天勞動十七個小時。但天性樂觀的瑪莎並不以為苦，為了家鄉七個月大的兒子，她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
但是厄運來臨了。雖然以前也聽說過女傭遭到男雇主強暴的事件，但瑪莎從沒想過這種事竟然會降臨在自己身上。「所有的一切都破碎了。」瑪莎的眼淚就像是碎片一般紛落。
由於雇主威脅如不就範便送她回菲律 賓，瑪莎一開始選擇忍辱。但男雇主的侵害後來竟變成了慣常行為。瑪莎最後終於向相關單位求救，得知需要「證據」，於是只得等到又一次被性侵之後，趕快逃了出來。
「如果我沒逃出來，我會瘋掉，我每天都在想要怎麼樣對付我老闆，」瑪莎收了淚，眼神透出一股堅定，「我要爭取我的權益，如果我就這麼回去了，下一個女傭可能還會受害。」(為保護當事人，本文部分人名使用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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