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圖片提供/藍柏(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
西元一八四六年，英國商人詹姆士．德記(James Tait)在上海宣告破產改為在廈門重新開設一間貿易公司，決心在中國沿海貿易東山再起。彼時的台灣，仍處於封閉狀態，實行嚴格的鎖國政策，禁止對外貿易。
一八五四年，一個偶然機會讓德記聽聞基隆地區蘊藏豐富煤炭，他意識到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便立刻向當時駐紮於香港的英國當局提出建議：派遣三名精明幹練、對中國文化與商業習慣瞭若指掌的華人代理前往基隆，以「收購外國輪船急需的燃料」為名，實際探尋商業合作的可能性。然而，並未得到英國官方的批准。
與此同時，一些美國船長卻早已悄悄與控制島上樟腦專賣權數個世紀的地方權貴達成祕密協議，在淡水和高雄等地，進行鴉片與樟腦的非法交易。這種枱面下的商業活動，雖然繞過了官方，卻也為日後台灣對外貿易的開放埋下伏筆，並揭示當時台灣經濟與外部世界聯繫的複雜性。
樟腦、茶葉與紛爭
隨著時間推移，台灣的對外貿易禁令逐漸鬆動。淡水、基隆、安平和打狗(今高雄)等地陸續被批准開放為通商口岸，為西方商人開啟一扇新的大門，德記也在此時開始從廈門拓展版圖，積極在台灣進行樟腦和鴉片的貿易。
在旗后(Chihou，今高雄市旗津區)，原先由麥克菲爾兄弟(McPhail Brothers)經營的貿易站，在一八六七年因當地貿易夥伴捲款潛逃宣告破產，德記洋行趁勢在公開拍賣中買下了麥克菲爾的建築與業務。另一方面，儘管樟腦專賣制度已被廢除，但德記洋行和怡記洋行(Elles & Co.)的分公司仍然受到當局的阻撓，他們的樟腦庫存，常常會因為各種名目而被沒收，這種不確定的營商環境，給外國商人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和損失。
此時，另一位商業巨擘約翰．陶德(John Dodd)已在台灣的茶葉貿易領域取得成功。他率先將台灣烏龍茶從淡水港出口到遙遠的美國市場。德記洋行的代理人羅伯特．亨特．布魯斯(Robert Hunter Bruce)也覺察到這項商機，在一八七○年於陶德洋行(Dodd & Co.)附近設立了一家分公司，打算在這新興的茶葉市場分一杯羹。不久之後，怡記洋行和布朗公司(Brown & Co.)的代理人也紛紛進入，茶葉貿易的競爭日趨激烈。
好景不長，台灣當局開始對茶葉徵稅。外國茶葉生產商對此深感不滿，認為嚴重損害商業利益。為表達抗議，他們決定扣留長達七週的茶葉產量，向當局施壓，直接導致茶葉貿易被整個延遲，影響產業鏈。
英國副領事威廉．格雷戈里(William Gregory)在貿易報告中，描繪當時的緊張局勢：「在某個時刻，他們與當局的公開衝突似乎迫在眉睫。」貿易籠罩在劍拔弩張的氛圍中。經過數次漫長而艱難的談判，雙方最終達成妥協：將稅額固定在每擔五十美分(cents)。
到了一八七三年，在台灣府(台南)地區，英國領事休利特(Hewlett)對於德記、怡記洋行先前在樟腦貿易中所遭受的損失，已經不抱任何能夠從當局那裡獲得賠償的希望。他在一份報告中無奈地寫道：「我真誠地不贊成與衙門(Yamen)進一步討論此案。他們自始至終都非常惡劣，充滿了迴避和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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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順洋行、德記洋行和伯朗公司等外國商社建於大稻埕的商館，多蓋在沿岸的填土用地上，一幢幢大型紅建築相當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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