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年度專題報導赤日炎炎1945系列─序1 


弄潮兒應向濤頭立



撰文/王端正(經典雜誌發行人)


史擺脫不了時間,時間是歷史的軸線。
歷史擺脫不了觀念,觀念是歷史的方向。
歷史擺脫不了強權,強權決定歷史的興亡。
歷史擺脫不了政爭路線,政爭路線影響歷史的篇章。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歷史有時不免屈服於現實,但現實再怎麼樣也改變不了已經發生的事實。儘管事實有時因人為的現實,而一時隱晦難明,可是事實終究是事實,不因人為之現實而存廢,也不因解讀之不同而變易。但什麼是真相?何者是事實?最後還是要回歸於人為的主觀意識和個人的政治現實,所以修史難、編史難、論史難、判史更難。


大家都知道,一個人不能沒有靈魂;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歷史,歷史就像一個國家的靈魂一樣,靈魂飄散了,國家也就滅亡了。這就是為什麼「時不分古今,地不分中外」,每個朝代、每個政權都那樣在意歷史的編修和勘正了。
對於台灣的歷史,編撰者多,論證亦眾,但正所謂「路線決定歷史篇章」,儘管學者專家言之諤諤,而政治人物卻說之夸夸,史實雖一,立場各異,事物入眼,各成藍綠。我們說:修史難、編史難、論史難、判史更難,證諸各朝各代,自有其道理存焉。


既然時間是歷史的軸線,對於台灣現代史來說,公元一八九五年,是台灣歷史軸線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因為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中日雙方於公元一八九五年,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於是一夕之間台灣易幟了,台灣民眾也從大清子民變成了大日本皇民。面對如此歷史劇變,中國知識分子聞之譁然,而台灣民眾聞訊之後也為之驚慌。


在中國的歷史上,改朝換代,或許司空見慣,「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被視為情勢的必然,所以老百姓對於改朝換代,往往不動如山。他們始終認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只要日子能過,生活無憂,何人當家作主,他們即使無奈,也都能淡然接受。


然而這次大清帝國割地賠款,給台灣民眾帶來的不只是一個小小的震撼。當時台灣士紳民眾群情激憤,反對割台聲起,大清帝國既然棄台灣於不顧,台灣朝野只好力圖自救,孤軍奮鬥,並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時任台灣巡撫的唐景崧為總統,並致電清朝政府,表示「台灣紳民,義不臣倭,願為島國,永戴聖清」。


面對日本軍事強權,「台灣民主國」僅曇花一現。形同烏合之眾的「抗日義軍」,欲用螳螂之臂擋千鈞之車,戰事當然節節敗潰,領軍抗日的將領也紛紛棄守,渡海逃亡內地。當時抗日力量雖然微弱,但誓不做倭民的悲壯行動,確是同仇敵愾,聲振全台。


成立「台灣民主國」是當時台灣朝野的最後一搏,台灣巡撫唐景崧在電奏清廷的電文中說:「萬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寧先死於亂民之手,不願死於倭人手。」又在《就任大總統宣言》中說:「當此無天可吁,無主可依,台灣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而在「台灣民主國」《致中外文告》塈騠﹛G「唯台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台民惟集萬眾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可見面對「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台民「窮無所之,憤無所泄」,有一種被遺棄的強烈孤憤感覺。

 
 
清朝末年中法戰爭名將,也是黑旗軍首領劉永福,時任廣東南澳鎮總兵,一八九四年移駐台灣,一八九五年率兵阻日登台無功,被迫棄守,退回廣東時,曾寫下抒發心中鬱抑情懷的《別台灣》詩:
    
哀生無限托笙簫,淚落清霜化作潮;
飲膽枕戈期異日,磨刀勵志屬今朝。
生存道義何遲死,身是金剛不怕銷;
再奏悲歌驚四座,滿江一曲賦魂消。


而參與議建「台灣民主國」,並被推舉為副總統及全台義軍統領的丘逢甲,也在大勢已去,不得不揮別台灣時,也寫下了《離台詩》。在此同時,他致書妹婿說:「將行矣,草此數章,聊寫積憤。妹倩張君請珍藏之,十年之后,有心人重若拱璧矣。海東遺民草。」遺民的意思就是被遺棄的人民,他的孤憤溢於言表。《離台詩》曰: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偉人持;
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


又如時任「壯字營」統帶,協助丘逢甲抗日的謝道隆也寫下《割台書感》,詩云:


和約書成走達官,中原王氣已凋殘;
牛皮地割毛難屬,虎尾溪流血未乾。
傍釜游魚愁火熱,驚弓歸鳥怯巢寒;
蒼茫故國施新政,挾策何人上治安。


儘管當時台灣士紳一片「太息淡江花錦地,屍橫遍野哭聲哀」,也儘管「夜深細共荊妻語,青史青山尚未忘」,但台灣割讓日本已成定局,即使「舉國合辭爭割地,疆臣誓死欲回天」,但誠如當時文人蔡國琳所說的:「是非何必千秋定,一局殘棋已了然」,既然無力回天,大家也只好忍氣吞聲默認事實,屈服現實了。


時間是歷史的軸線,甲午戰敗,一八九五年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從此接受日本統治;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台灣脫離了日本統治。就在這五十年,半個世紀中,日本不僅在劉銘傳經營台灣的既有基礎上,對台灣展開了全方位的建設,同時也對台灣人民的思想進行了改造。台灣百姓從當年義憤填膺,誓言「飲膽枕戈期異日,磨刀勵志屬今朝」的悲壯,到皇民化後的逐漸順服,直到現在老一輩還會念念不忘日本治台的豐碩成就。其間台灣民眾態度的轉化,固然有部分是屈就於無助的現實,但許多部分確實由於日本據台期間對建設台灣做出的巨大貢獻。


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日本,一九四五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日治台灣前後五十年。今年是二○○五年,距離一九四五年又已六十個年頭了。清朝割台、日本治台的歷史已經漸行漸遠,但台灣孤憤的情節與棄嬰陰影仍然籠罩未除,背對過去,面向未來,我們更應該要知道如何把握現在。在終戰一甲子,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六十年之際,我們回顧過往歷歷在目的史實,認知台灣「風中之葉」的處境,在清割台、日治台的擺盪之間,台灣究竟得到了怎樣的盈虧與福禍?我們應該坦然面對。


 
 
《經典》雜誌用一種豁然的情懷,對於日本治台的這段史實,做了人證、物證、事證的蒐集和採訪,並以《赤日炎炎》為書名,記載了台灣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的變革和翻新,也記錄了包括原住民在內的台灣民眾,從抗日到順服的歷程,中間有可歌可泣,拋頭顱、灑熱血為族群的生存空間而戰,有為「民族大義」,志不事倭而爭,但誠如《赤日炎炎》書中所說的:

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間,日本殖民了西太平洋的這一座島嶼,五十年統治期間留下諸多高壓統治的紀錄和全面性現代化的建設,讓島民今日談論起日治五十年,愛恨參半。但無庸置疑的一點,日本統治台灣是為了母國的殖民擴張戰略,日本將台灣建設為南進的跳板,向世界誇耀其殖民的能力。

  
我們姑且不論日本全面建設台灣的動機和心態如何,但在一九三○年代,由於日本苦心經營與建設,成就了台灣的第一次黃金時代,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直到現在,仍然有不少人質疑當年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對台灣來說究竟是禍是福?如果單從物質的建設和經濟的開發而論,或許台灣是因禍得福吧!


《赤日炎炎》全書對日本治台做了全面性的探討和回顧,有史實的回眸,也有台中日關係的檢視;有國際強權的運作,也有兩岸統獨的糾葛,但更多的篇幅是放在日治時代台灣的基礎建設,公共衛生的推動,台灣農業「糖金米銀」的躍進,城市現代化的宏規,台灣工業化的腳步和進程,以及衍化新興的台灣美術等。台灣在強權鬥爭的夾縫中生存本已不易,在生存不易的環境中能屢創經濟發展奇蹟更屬難得,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們珍惜和警惕。


陰影隨著太陽移,弄潮兒應向濤頭立,政治家和歷史家都是弄潮兒,不同的是政治家可以興風作浪,而歷史家則必須乘風破浪,不管興風作浪或乘風破浪,政治家必須立在浪濤的尖端遠望,歷史家也應有勇氣站到看清真相的第一線。


我們始終覺得:歷史不是女孩,可以隨意打扮;歷史也不是陶土,可以任意捏塑把玩。政治人物和歷史學家一樣,不能只做學舌的鸚鵡,而應做能思能想、能飛能俯的雄鷹;不能只想做「領航艦」,有時也應充當「破冰船」。現在台灣又面臨另一次的徬徨,台灣的何去何從,大家都應該有主見吧!


《赤日炎炎》出版在即,除了感佩所有編者、撰者的耐力和心力之外,閱讀各稿之餘,心有所感,特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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