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系列】
 


一九四五年前的台中日關係

在龍旗、虎旗與太陽旗之間

 

 

 

撰文/陳宏合(經典雜誌資深撰述)   攝影/杜志剛

剪刀」、「石頭」、「布」……,開冬將晚,太陽奮力地推開低矮的雲層,斜照在台北市中山堂廣場,兩個小女生開心地享受這難得的日光,在廣場大石碑前的水池,踩著池中的石柱,玩起「跳格子」的猜拳遊戲。
石碑右側、孫中山銅像旁的大榕樹下,傳出陣陣刺耳的廝殺聲。一群老人在昏暗的光線下對奕,樹影在孟冬寒風吹拂下,飄晃在棋盤與老人身上。
歷史的軌跡
「我是日本時代生的」、「我讀過日本書」、「我打過八二三砲戰」……。起起落落的棋子混著落葉垂落在棋盤上,圍著石桌激戰的老人們,一邊下棋不忘回憶沉澱在他們身上的過往故事。
過往的歷史,雖已成「過去」,但總是以「現在」的形式作用人們的身上──老人處身的「中山堂紀念廣場」以及小女孩背後「抗日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是為了悼念一百一十一年前爆發甲午戰爭,台灣割讓給日本,至二次大戰結束期間,中日兩國慘烈較勁,烙印在台灣人身上的歷史遺跡。
在台灣歷史上,「日治時期」是極為特殊的時代。在此之前,早已習慣被滿清統治二百一十一年的台灣住民,怎麼也沒想到,一覺醒來,竟然從清朝「龍旗帝國」的臣民,變成日本「太陽旗帝國」的國民。
倉卒之間,他們成立「台灣民主國」,高舉近代台灣第一面國旗──「藍地黃虎旗」,反抗太陽旗,但隨即被日軍蕩平。五十年後,當他們被「改造」為日本國民後,突然間國籍又改變成為中華民國。
「改朝換代」的陣痛與調適,對二次大戰後才出生的台灣住民來說,幾乎是一種「想像的存在」;但對二次大戰前出生、特別是受過完整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來說,至今仍是「活生生、如歷在前、刻骨銘心」的親身經歷。
然而,不幸地,受到傳統中國「天朝至上」與「成王敗寇」史觀的影響;長久以來,海峽兩岸的政府不但各自否認對方的合法性,還有志一同否定整個日本統治台灣的正當性,甚至還以「日本奴」等負面字眼,否定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民;使得二次大戰後,歷經改朝換代的台灣住民,有很長的時間,不敢也不願提及那段幾乎有如「被詛咒」的人生。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為了生存不得不與日本人打交道,但卻被當作『漢奸』,但試問有哪個老百姓可避免與其統治者接觸呢?難道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人都是漢奸嗎?」提到台灣人在日治時期面臨改朝換代的時代悲劇,高齡八十三歲、已退役的中華民國第一位台籍上將總司令陳守山將軍,感觸良深。
改朝換代的參與者與見證者
雖然,陳守山在日治時期從台灣西渡中國,在接受了「漢文」教育後,毅然撕毀日本護照,投身國民革命軍參與抗日、剿共;並在一九四五年回台,一路從連長晉升到中華民國警備總司令,至今仍以「革命軍人、忠黨愛國」為念;但他對於台灣人在改朝換代的遭遇,仍寄予無限的同情。
陳守山的曾祖父陳澤栗,在清末時,追隨有「台灣茶葉之父」之稱的李春生,來台發展。清末以來,李春生將台茶行銷全世界,轟動全球,是台灣商業重量級的領導人物。
一八九五年日軍攻台,台北的抗日官軍不戰而潰,他當下召集台灣士紳緊急會商,推舉現任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父親辜顯榮,迎接日軍進入台北城。
一九二○與三○年代,陳守山家族,在其二伯祖父陳天來、陳清波父子等人銳意經營下,後來居上,搏得「台灣茶葉大王」的封號,取代李春生家族在台灣茶葉界的地位;陳家的財富與名望,望重一方,顯赫一時。
當時日本親王來台,幾乎都會造訪陳家位於今日台北市大稻埕貴德街巴洛克式的豪宅,並由陳家負責招待。陳守山的表兄弟陳守實,還特別允許赴日就讀,只有日本皇室與貴族才可就讀的「學習院」,因而與當今日本平成天皇成為同學。
陳守山的家族從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年,歷經清朝、台灣民主國、日本以及中華民國四個朝代,問他「對於日治時期,同一個家族一方面既與日本政商界友好,另一方面卻從事抗日戰爭,有何感想時?」他望著窗外沉思了一會兒後,話才剛出口又吞了回去。
「人生就是這樣,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不是你想怎樣就能怎樣;在那個時代,很多問題,並非像今天想像的這麼單純……。」過了幾許,陳守山才又緩緩地道出:「我想,當時會有不同的選擇,主要是因為教育與環境的關係,特別是教育,我的愛國情操就是受教育的影響,若我小時後沒到大陸受教育、投筆從戎,今天很可能只是在工商企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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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經典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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