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系列】
 



撰文/黃同弘(經典雜誌編輯)

 

經常從桃園機場開車走十八標高架道路返回台北的駕駛,路程中想必曾出現過一種奇想:你正在低空飛掠台北城,掠過一座永遠並存著古蹟與建築工地的百年大城。在高速行進的幻覺中,城市的不同時空彷彿交疊在一起。
車行途中,視線的端景是新世紀初全球最高的建築物,101大樓在黃昏的光線中兀自亮著施工中的警示燈;而腳底下才剛越過的是,上一個世紀六○年代,中南部移民隨製造業興起而湧入的衛星城市。不遠處的淡水河右岸,大稻埕與迪化街則從更早的一八六○年,台灣開港前就雲集著批發南北貨的商賈;更往南一些,一八八四年城市建城之初的北門城樓,依舊在往來車潮中佇立。往城中區看去,雖改朝換代,日本總督府仍是島嶼上的最高權力機關,由你乘坐的移動車輛至總統府的虛擬軸線上,日治時期留下的各種行政與金融建築,在接下來的時光長河中都陸續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軸線的後端,也就是駕駛者的左側,有著鮮明中式屋簷的圓山大飯店,原址曾是終戰前台灣最大的日本神社。從腳下的中山足球場一直到中山北路底端的天母,六○年代曾是美軍眷區與軍事顧問團的座落地,至今,街頭的食肆與商家依然飄散著濃厚的美式風情。晚近幾年,周末假日中山北路三段的聖多福教堂附近,總是能看見菲律賓勞工與鄉親聚首的身影。
台北是一座移民城市,也是一座殖民城市,從台灣省會、殖民中樞、戰時首都到現在的台北,不同時期自島內與境外來到這處城市的人們,共同經歷了台北的演變,以及亞洲近代史的戲劇歷程。


甲子凝望,日本時代的遺緒
一甲子前出生在島上的上個世代,對另一個文化的「哈」並非一種消費文明的產物,毋寧說是一種親身經驗的舊時情愫。例如老一輩台灣人慣以「歐巴桑」、「歐吉桑」稱呼他人,日常生活中常用到如「便當」、「拖拉庫」等字彙,踏入客廳有如進入和室般的脫鞋習慣,台語歌謠像「望春風」、「雨夜花」中濃濃的東洋色彩,以及無數家庭中那一位日文讀寫比中文流利的長輩,這些日常文化中的日本元素,是遠比現今的哈日風更早存在於這座島嶼。
隨著一九八七年的解嚴與自由化,日本流行文化大量地湧入台灣,填補了原先威權壟斷的文化匱乏。但是,與年輕一輩消費性的哈日不同,老一輩人是切身經歷與生活其中。在新店山區的國史館辦公室,張炎憲談論著兩個不同世代人看待日本文化的差異,「老一代人在他們生命中最能夠接受知識的青年時期,都是在日本統治期間,自然而然養成了對日本文化的認知。」
一九四五後的動亂年代,也影響著人們對日本文化的觀感。曾經生活過兩個世代的台灣人,見證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歷史,接收官員的貪污舞弊,台籍菁英受到排擠,親友橫屍刑場的壓迫記憶,即使在日治時期是二等國民的台灣人,也多多少少因為當下的失落而懷念起舊時代的安定與清明。
另一個影響著台日文化糾葛的是戰後的國際局勢。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許介鱗指出,戰後的日本經濟是靠美援起家,後又因韓戰爆發,戰事所需的後勤補給為日本奠定經濟成長的基礎,在這方面,台灣與日本站在同一戰線上,一直都是「反共賺錢去」。在泡沫化之前,日本一直深信「雁形理論」的經濟模式,日本是雁群之最,帶領著亞洲四小龍、東協國家及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而且,不論是文化、語言還是人際關係上,台商與日本的生意往來都比對其它國家來得頻繁。今日的雁形V字雖已不再適用於東亞經濟局勢,但還是說明了,在兩個世代的生活間,即使是一九七二年台日斷交的前後,台日間的經濟交流從不間斷。
生活是如此,但戰後的歷史教育卻非如此。
任何政權都藉由歷史書寫來確立其統治的合理性,日治期間以皇民化教育和禁漢語切斷台灣與中國的聯繫,而戰後的國民政府則禁行日文,企圖根除台灣文化中的日本遺緒。討論日治時期的台灣史,往往都強調中華民族蜂起抗日的部分,而忽略日治時期留給戰後台灣的諸多影響。對於曾經生活在那一個時代的台灣人而言,一九四五年彷若是將他們一生的時光切為兩半,接受不同意識形態教育的前後兩代人,對同一塊土地卻有不同的認知。
歷史的書寫可以被不同政權的史觀硬生切斷,但台灣的文化一直是連續性的發展,從衣著到飲食,從電力到運輸,從生活習慣到都市建築,從現代時間觀到衛生觀念,處處可見上一個時代的影響。張炎憲反省著過去的歷史教育,他說:「身處二○○五年的台灣,無論你喜不喜歡,她的文化內含著中國、含著日本、也含有著台灣的獨特性,承認她的紛亂與多元,才能夠理解不同世代與不同族群的人。」
下錨在二○○五的座標之上,回望過去的歷史,從一條道路、一座城市開始觀看,太平洋西陲的這座異質而多元的島嶼,在近代被捲入了列強的角力之間,帝國殖民所留下的悲歡與痕跡,處處都銘刻著台灣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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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經典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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