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札記】君子和而不同

撰文/王思熙

景公出遊於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歿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

《晏子春秋》的這段話很有意思,真是講到一般人的心坎裡了。「樂生畏死」是自古以來人們對於死亡,都心存畏懼,尤其有權有勢的人,對於生命的棧戀更甚於一般平民百姓,當然更甚於為溫飽而忙碌的貧苦大眾。

「欲望」這東西,相當讓人莫測高深。貧窮者的欲望不如小康者;小康者的欲望不如富貴者;富貴者的欲望不如公侯者;公侯者的欲望不如帝王者。物質愈豐,所欲愈大,權位愈高,所要也愈高。物質享受的有無與權位的高低,似乎與欲望的大小成正比,證之古今中外,無不皆然。

景公是齊國的君王,吃有山珍海味,穿有綾羅綢緞,住有巍峨宮院,行有車馬輦轎,後宮妻妾成群,隨護侍從一呼百諾;喜,能令人生,怒,能令人死;統攝萬民,號令天下,文武百姓齊呼萬歲,生在王侯之家,身而能當一國之君,理應足矣,但景公並不作如此想,他仍想要永坐王位,永攝萬民;祈想永生,永享富貴。所以才會在登山遠眺,俯望齊國大好江山時,戚然慨歎地說:「唉!假使自古以來就沒有死亡,那該是多麼快樂的一件事啊!」

人終難免一死,古今皆然。可是自古君王總想永遠君臨天下,總想永生不死,齊景公如此,其後的秦始皇如此,更後的唐太宗,亦復如此。可見樂生厭死,人之所欲,尤以享盡榮華富貴,位極人君者,在集富貴權位於一身之後,就想要壽與天齊了。

齊景公的戚然慨歎引來了旁邊大臣晏子的一番議論。晏子說:「一直以來上蒼都認為死亡是件好事。因為死亡可以讓好人得到安息,讓壞人停止作惡。」又說:「如果自古就沒有死亡這回事,那麼丁公、太公將會永遠作齊國的君王,而桓公、襄公、文公、武公都只能成為輔佐君王的大臣,這時候君王您恐怕只能頭戴斗笠,身穿粗布短衣,拿著鋤頭,在田裡辛苦地為溫飽而忙碌,哪有時間憂慮死亡這件事呢?」

晏子這番話非常俐落,非常直接,也非常入情入理,但當時景公的心情悲感交集,晏子不但沒有同聲戚歎,還出言直諫,確實是件非常掃興的事,齊景公當然不悅。

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說。

作為一位諫臣,晏子算是敢諫敢說的了。當齊景公寵臣梁丘據駕著六匹馬拉的車子遠遠地狂奔而來時,景公問晏子:「來人會是誰呢?」晏子說:「是梁丘據。」

景公說:「你怎麼知道?」
晏子說:「在大熱天馬車飛速奔馳,重者馬會累死,輕者馬會累傷,不是梁丘據,誰敢這樣做呢?」梁丘據是景公的寵臣,晏子表面是衝著梁丘據而說,實際上是暗指齊景公太過寵信梁丘據了,讓梁丘據有恃無恐、膽大妄為,如果換是其他的大臣,誰敢如此放肆。

景公是聰明人,當然聽得懂晏子話中有話。於是轉移話題說:「梁丘據很貼心啊,和我很相和啊!」這應是景公的真心話,因為梁丘據確實最能迎合景公的心意,附和景公的想法。

對於景公的這番話,晏子又大不以為然了。晏子說,梁丘據之於君王,只是迎合,只是苟同,而不是相和。真正的相和是:君說甜,則臣說酸;君說淡,則臣說鹹。現在梁丘據不分青紅皂白,迎合著君王,君王說甜,他就跟著說甜;君王說淡,他就跟著說淡,這樣是附和,是迎合,是苟同,怎能說是相和呢?「相和」是臣子真心直諫,君王虛心接納,君臣發揮互補作用,減少君王的缺失與誤判,而不是一味茍同附和,「同」和「和」,本質上還是不同的。

《晏子春秋》上的這兩則故事,給了我們兩個啟示:一是人最終難免一死,這是上天的好意,「它能讓好人得以好好地休息;讓壞人不再為非作歹。」這樣看來,死亡與其說是一件可怕的事,不如說是一件各得其所的好事,況且有生必有死是大自然的法則,如果只有出生,沒有死亡,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豈不是更恐怖?所以,我們要有正確的生死觀,要正向地面對死亡,認識到死亡給舊的生命關上一道窗,同時也給新的生命,敞開一扇門。

第二個啟示是:一般人都把「同」與「和」混為一談。「同」是苟同,是附和,是迎合;「和」是相和,是中和,是互補。所以,晏子才會說「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換句話說,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幕僚,要敢於實話實說,不能一味苟同、迎合、附和,讓領導人溺於偏聽,誤判形勢,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道理吧!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幕僚,也理當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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