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最近重讀《晏子春秋》，讀到一段有關「賢君治國若何」的君臣問答，心中感慨良多，有一吐為快的衝動。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
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君王，而晏子是輔佐齊景公的齊國大臣，《晏子春秋》就是記載著晏子的政治思想與治國要略，全書透過君臣的答問，將晏子的思想、言行與進諫藝術表露無遺。
「賢君之治國若何？」的君臣問答，目的在闡述晏子任賢愛民的政治主張。施政之要，首在任賢。任賢的意思就是任用賢能的人，人用對了，施政也就成功一半了。所謂「事在人為」，用對人，做對事，就是施政的精要，也是治理國家，造福百姓的全部。
齊景公在歷史上算不得明君，也說不上是昏君，終景公一朝，齊國總算還稱得上太平無事，其中一部分功勞應該歸於晏子，由於晏子的敢言敢諫，讓景公減少許多錯誤的決策與不當的言行，讓百姓免去許多的勞役，減少許多的苦難，自古明君須有忠臣輔諫，何況智不足以治民，德不足以服眾之君主，更需要有敢言敢諫的臣子加以輔佐。
說齊景公雖不是歷史的明君，但也算不上是昏君，是因為他還想到要做一個賢君，所以才會問晏子說：「賢君之治國若何？」就是問：賢明的君主應怎樣治理國家？
難得君主見問，晏子就利用這個機會，把他的治國理想和政治哲學直言陳述：「在施政上要任用賢人，在行為上要愛護百姓(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向老百姓索取勞務稅賦時要知所節制，自己的生活俸養要節儉廉潔(其取下節，其自養儉)。」這是作為一位賢君最基本的需求，也就是說除了要知人善用外，更要克己養儉，要體恤民瘼，節制徵歛，做不到這一點，根本談不上成為賢君。
晏子接著說：「在上位的人，不要欺凌下屬，掌管治權的官員，不要輕慢窮困的百姓(在上不犯下，在政不傲窮)；縱容邪惡坑害善良的人要治罪，進諫施政好意見，指出為政者過失的人，要給予獎勵(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有權的人對權力的使用要知所節制，而治民之要在於獎善罰惡，讓好人出頭，讓惡人匿跡。
又說：「賢君治理國家，對上位的人要嚴格要求，對下位的人則應適度寬容，寬赦犯錯的人，救助身處困境的人；不因為自己高興了，便加以賞賜，也不因為自己生氣了，便加以處罰(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要為了逞一己之私欲而使百姓辛勞，不要為一己的私怒，而危及國家(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怒而危國)。」晏子的意思是要掌握政治實權的人，嚴以律己，寬以待民；要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培養好自己的EQ，應以大局為重，莫讓一己的喜怒哀樂影響整個社稷民生，危及國家的存亡與前途。
晏子最後結語是：「上面沒有驕橫的行為，下面沒有諂媚的言行；上面沒有自私的想法，下面沒有不當的職權；上面不藏汙納垢，沒有腐敗的官員，下面就沒有受饑挨凍的百姓(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如果能夠這樣，做到「不事驕行而尚司」(上級不做驕橫之事，而下級能夠服從上級)，那麼百姓就能安居樂業，相互扶持，彼此相親相愛，這就是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應該要做的事情。
晏子的這席話，我們不知道景公當時聽進去了沒有。其實晏子的這一番話，並沒有什麼驚人之語，也沒有什麼不傳之祕，他主要是在提醒齊景公要摒棄自己的私欲，去除自己的私見，控制自己的情緒，以百姓之苦為苦，百姓之樂為樂，節制自己的權力，用一種包容的態度採納建言，同時也要賞罰分明，不因一己之喜而加賞，也不因一己之怒而加罰；不因一己之欲而勞民，也不因一己之怒而危國；任賢用能，從公去私，上無驕行，下無刁民，就會達到「其民安樂而尚親」的境界。
遺憾的是，自古以來，「知道者多，行道者寡」，尤其自從西風東漸，所謂的「社會菁英」人士，高擎「民主、自由」的大旗，大肆宣揚政黨政治，於是黨爭猖行，政黨各為己謀，只問黨利，不問民利；只問黨權，不問民權；黨與黨之間，水火不容；為了能夠執政，各黨無所不用其極；為了選舉，言行不論是非，但求譁眾；施政不談對錯，只求取寵；誰又顧得了人民的大利與國家的安危？
古書重讀確實有無限的感慨。或許不少人已將古人的著作與智慧視為糟粕而嗤之以鼻，但不管如何，政治人物要成為名傳後世的政治家，第一要務應該是自修！自修就是自我反省、自我修正、自我充實、自我昇華、自我超越，真的十分期待我們的國家，有這麼一群政治家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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