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整理/葉子豪
iTaiwan iTaiwan, Wayeshilo uMaster, Wathi Sohlangana Khona Le iTaiwan！(祖魯語，意譯為：台灣，台灣，跟隨著師父，我們的心聚集在台灣)」南非夸祖魯(Kwa Zulu)省的德本(Durban)市，清晨，幾位年過五十的祖魯族婦女，坐上名為「慈濟二號」的白色小卡車，駛向遠方的黑人貧民區。
這一天，這群差不多都是媽媽或祖母級的祖魯婦女，要前往位在德本南端的馬陸卡滋(Malukhazi)鎮；就像許多城市邊緣的黑人聚落一樣，這裡也難逃貧窮與疾病的肆虐：四肢細得像竹枝的嬰兒，才七個月大，便罹患肺結核；車禍遭撞傷的小學生，正等著爸媽四處籌錢就醫；二十出頭的年輕媽媽感染了愛滋病，大熱天蓋著毛毯，氣若游絲地躺在暗角的床上……。
走過一戶又一戶貧病交迫的家庭，這些身穿藍衣白裙的祖魯婦女，不只分送食物，也問候窩居於暗室的病人。為了讓患者感覺舒服一點，一部分婆婆媽媽小心翼翼地幫忙擦澡、按摩，另一部分則挽起袖子，清洗沾滿排泄物的被單和衣服；許多被家人放棄的愛滋病患，唯有在這一天到來時，才得以走出戶外，見到陽光。
「uTzu Chi hamba ge genzinje……。」(慈濟一直向前走，一直向前走)走在陋巷裡，這群婦女歌頌著來自台灣的佛教慈濟基金會。早在一九九五年七月，時值南非嚴冬，台灣民眾捐贈的舊衣計十五個貨櫃，透過慈濟台灣本會與南非慈濟志工的安排，分別在南非的德本、約翰尼斯堡、東倫敦、伊麗莎白港、開普敦、雷地史密斯(Ladysmith)等地及史瓦濟蘭(Swaziland)共和國進行發放，許多生活在最底層的南非人，首次領受了來自台灣的愛心。
「因為要發放那十五個貨櫃的舊衣，我才有機會深入德本鄉村的原住民部落，了解他們的窮與苦。」被黑人志工稱為「Brother Michael」的慈濟委員潘明水，道出這段慈濟與祖魯族人結緣的開端。一九九五年五月，慈濟在距離德本市區約一小時車程的安班布魯(Umbumbulu)祖魯族部落，開辦了三個裁縫職訓班，利用手搖式縫紉機，和廠商贊助的碎布料，以熟手教新手的方式，教導貧窮婦女一技之長。時至今日，慈濟在大德本地區設立的職訓班已達五百二十多所，完訓人數超過一萬四千人。
「九個班各自有她們的訂單來源，而像國外或金額較大的訂單則由我負責洽談；一接下訂單後，便將九個班集合起來，租用一處較大的場所一起加工。」祖魯族志工拉媚(Dlame)道出自己管理職訓班的經驗談。家庭主婦背景的她，原本只是地位卑下的小老婆，但加入慈濟職訓班之後，不僅習得一技之長，也發揮了經營事業的潛能，成為管理松嶺鎮(Pinetown)九所職訓班的負責人。
二○○二年，拉媚榮獲「社區計畫財富創業獎」，是德本地區第一位得到這個獎項的女性。當時她所負責的職訓班，規模大概只有車庫般大小，但集合九個班近八十個婦女的人力，就能達到一家小型成衣廠的產能。
當年六月，這些職訓所的婦女們，獲利十四萬四千南非幣(約六十六萬元新台幣)，除百分之七十作為職訓班所有成員的獎金外，其餘百分之三十則捐作濟貧、關懷殘障者及愛滋孤兒等慈善用途。
讓受幫助的人脫離困境，進而自立，而後啟發他們的善念，成為能夠助人的志願者，是慈濟進行慈善工作時的一貫信念；第一位非洲裔的慈濟委員葛蕾蒂絲(Gladys)，就是因為接受救濟的因緣而加入慈濟。
為佛教，為眾生
「第一次遇到潘明水時，我的心仍被憎恨填滿。但他教我要忘記仇恨和不好的過去。」葛蕾蒂絲表示，一九九五年，她的住所遭丈夫的情婦聚眾縱火，所有家當盡付祝融。慈濟在她最無助的時候伸出援手，就好像是上帝派來的「藍衣天使」。然而台灣來的慈濟志工不僅給予她必要的物資，也邀請她擔任志工和族人之間的翻譯。就這樣，葛蕾蒂絲從受助者，轉而成為慈濟在非洲大陸的第一位本土志工。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在愛滋病患的面前，葛蕾蒂絲等黑人志工，唱著佛號編成的歌曲撫慰他們的病苦，令人幾乎忘記，這一群祖魯族志工，其實都是基督教、天主教或祖魯族傳統信仰的子民。目前在德本當地，祖魯裔黑人慈濟志工與台籍、華裔慈濟志工的比例，已達一百比一；而一千多位祖魯族志工中，也不乏基督教牧師、天主教神父，甚至祖魯族女巫醫(Sangoma)的參與。
祖魯族慈濟志工的表現，是佛教慈濟功德會「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號召的具體實現。目前，這個發源自台灣東部的非政府組織(NGO)，已在全球四十個國家及地區設立了兩百多個分會及據點，救濟過六十一個國家及地區的急難，擁有五百萬人以上的捐款支持者及志工，堪稱全台灣最大的非政府組織及佛教團體。但慈濟台灣本會的所在地，也就是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的靜思精舍，卻依舊維持著小巧而素雅的風格，散發著清淨莊嚴的道氣。
「我看到這張照片，才知道我們早期接受救濟的時候，是慈濟幫我們度過難關。」五十七歲的花蓮慈濟委員方金香，指著一張黑白照片說道。那是一九七○年，慈濟功德會在剛落成才一年的靜思精舍，舉行冬令發放的紀錄。時年十九歲的方金香當時不在場，但事隔三十多年後，她一眼就認出畫面中那位走在最前，手上還拎著油瓶與包袱的婦人正是媽媽，而一旁牽著她的手、看來有些怕生的小男孩，是當時才五歲的小弟。
從照片拍攝的一九七○年推算，那一年方金香的父親往生，遺下年過四十五歲、罹患甲狀腺腫的母親，及六個未成年的子女。而在與世長辭之前，身為一家支柱的父親，就因為中風而臥床三年，可以想見在一九六○年代的「後山」花蓮，這樣父病、母弱、子女幼小的家庭，處境是如何地艱難。
「後山」這種貧病交迫的大環境，驅使著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必須以更具體的醫療型態呈現。一九六六年，證嚴法師出家後的第四年，三位天主教修女，來到當時她寄住的秀林鄉普明寺，試圖接引她成為基督徒，雙方因此展開了一次平和而各有堅持的宗教對談。
「我們在社會上辦養老院、醫院、學校，即使遠在深山、海邊、離島，也有教士、修女前去救助貧困人群，提供麵粉、衣物。而佛教有嗎？」修女的大哉問，讓證嚴法師幾近無言以對，於是乎在同年四月，證嚴法師成立了「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以六位出家弟子每人每天多做一雙嬰兒鞋、三十位女性在家眾每人日存五毛錢，每月集資一千多元的基礎，開始從事濟貧救苦的工作。
從最初一年救濟十三位貧困個案，到七○年代颱風賑災，進行數千人份的發放，在一次又一次的賑災、濟貧活動當中，慈濟也逐漸歸納出了「勘災、造冊、發放」的賑災準則，並確立了對受助者長期關懷、定期訪視的作法。
行經知路，付出為修行
「她是黃桂子，是民國六十八年時，高雄第一個結合慈善與醫療的個案；早在民國六十四年，就接受慈濟長期濟助。」在慈濟四十週年的攝影特展中，資深委員塗茂興，指著一個婦人與三個小孩的合照話當年。二十八年前，黃桂子被慈濟人列為關懷的對象，台東地區慈濟委員得知高雄的海軍總醫院，引進了最新的腫瘤切除技術，於是把黃桂子轉介到高雄，由塗茂興負責照料。
「她營養不良、嚴重貧血，加上腫瘤嚴重潰爛感染，器官瀕臨衰竭，不開刀的話一定死亡，開了還有存活的機會。」面對棘手的病情，黃桂子的主治大夫陳登郎，特別商請台大醫學院的教授南下坐鎮；經歷五個多小時手術，醫療小組取下了重達六、七公斤的腫瘤，讓黃桂子的健康情形大為好轉。
「最後聽說他們一家搬到台中豐原，而且家中狀況已改善，所以慈濟就停止濟助了。」二○○六年三月，透過豐原慈濟人安排，涂茂興與黃桂子來到慈濟台南分會再次相見。時年六十八歲的黃桂子身體硬朗，家庭和樂，對比二十八年前黑白照片中貧病交迫的窘況，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黃桂子的例子，反映了民國五、六十年代花東地區醫療資源的匱乏。所以為了拯救東部民眾的生命與健康，打破「因病而貧、貧病相生」的惡性循環，證嚴法師決心在花蓮設立一座擁有五、六百張病床的大型醫院。
一九七九年，慈濟以「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心蓮萬蕊造慈濟世界」為號召，展開建院募款。兩年後，正式向內政部辦理立案登記為「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並取得了建院資格。而也就是在同一年，有位日本富商表示，願意捐出兩億美金給慈濟，證嚴法師卻婉拒了這筆折合當時新台幣八十億，十倍於原本建院預算的單一捐款。
「有錢做事不稀罕！一個外國人都能想到東部醫療資源不足，當地人怎可以沒有這一分愛心？師父的意思是要讓大家有機會來造福。」花蓮玉里的資深慈濟委員王成枝，如是說明證嚴法師的用心。一九八六年，佛教慈濟綜合醫院落成，並首開台灣醫院不收保證金的先例。啟業當天，醫院大廳裡的《佛陀問病圖》吸引了眾人的目光，這一幅由藝術家顏水龍以馬賽克拼貼創作的巨圖，忠實傳達了慈濟人心目中的佛菩薩形象——祂們不是供在神桌上的塑像，而是會說話、有感覺，能撫慰眾生的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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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德本慈濟志工親切膚慰病苦。從受助者轉為助人者，大愛的種子在苦難的非洲大地上迸出新芽。(攝影/劉衍逸)
↑ 澎湖鳥嶼，傍晚時的資源回收景象；證嚴法師從一九九○年起，呼籲「以鼓掌的雙手做環保」，扭轉眾生惡業。(攝影/顏霖沼)
↑ 慈濟於包括中興新村在內的全台各受災地區，興建大愛村共計十九處。(攝影/林宜龍)
↑ 慈濟在甘肅水家村援建小學，有八十名孩童因此受惠。(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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