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攝影/安培淂(經典雜誌攝影召集人)
週六早晨，慈幼會(Salesians of Don Bosco)的教堂劇場內，人聲鼎沸。恍然間，我彷彿回到童年。在故鄉義大利，孩子們每週末在教堂裡流連忘返，那是我們玩樂與交流的尋常之處。但今天，在波蘭首都華沙(Warsaw)的教堂內，群眾不同，氛圍與情勢也迥然有別。一群來自土耳其、德國、台灣、英國、西班牙與美國的慈濟志工，滿臉笑意地歡迎從鄰國烏克蘭來的媽媽與孩子們，這群女性看來只有二十幾歲，風華正茂的年紀，卻已嘗盡無常人生與苦難。
化解干戈的一張卡
烏克蘭人本性堅韌。因為選項不多，所以不得不堅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烏克蘭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只有三千四百二十五美元，是歐洲的貧戶。地理位置可以牽制一國的命運。烏克蘭置身於兩個意識形態徹底對立的強權政體之間，無論被視為糧倉或可有可無的戰事緩衝區，當歷史洪流一次次席捲那片一望無際的金色大草原時，她永遠是輸的那一方。
外界把二月二十四的炮轟入侵視為是俄軍發動的新戰事，但在烏克蘭人眼中，那只是延續二○一四年以來在東部地區的衝突——既有衝突的升級版與加強版。
那一年，首都基輔(Kiev)爆發「廣場革命」(Maidan Revolution)，全民上街抗議政府親俄，主張應與西歐靠攏才有未來。俄羅斯立即出兵拿下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亞(Crimea)半島。自此，以說俄語為主的大部分東部區域，也就是一般熟知的頓巴斯(Donbas)，紛擾與戰火便從未停歇；主權獨立的烏克蘭與俄羅斯聯邦政府之間，矛盾對立日益激化，最終難逃一場真槍實彈的戰爭。
從干戈擾攘的歷史記憶中回到波蘭的華沙現場。室內大約六十多位排隊群眾，順利完成報到程序。志工們為每位難民預備救援包，包括急難救助金與印製慈濟徽章的環保暖被。救助金是一張價值兩千茲羅提(波蘭幣)額度的儲值卡，折合約四百歐元，家中成員無論成員年紀多小，每人一張。對難民而言，不僅能解燃眉之急，也誠意十足。儲值卡可在波蘭境內超過三千家超市使用，讓卡片持有人換取等值的食物或日用品。
胡光中和妻子周如意，是資深的慈濟志工。夫妻倆「千里」迢迢從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穿越好幾國，自駕兩千五百多公里到華沙，只為完成他們助人的使命。跟著他們與其他慈濟團隊一起進出好幾天，我們前往華沙西南邊幾處偏遠區域，當地教堂與好些波蘭居民都大開門戶收留烏克蘭難民，有些早在戰爭開打前便趕來投靠波蘭親友，但那畢竟是少數。
從官方數據來看，自二月二十四日開始，身為戰區鄰國的波蘭，收留了三百三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二位烏克蘭難民入境，而這數據還在每日更新中。
做最壞打算，但心存盼望
安娜來自烏克蘭南方的海港重鎮，尼古拉耶夫(Mykolaiv)。她和家人從事旅遊業，每年夏天絡繹不絕的遊客，「讓我們的生意火紅，對我們一家三口來說，富足有餘。」但昨是今非，一切美好被砲彈擊碎，如今，安娜跟著數百萬難民逃到波蘭。丈夫開車到烏克蘭與西南方小國摩爾多瓦(Moldova)邊界，然後與安娜和十二歲兒子告別，返鄉勘察房子，可能不久即將從軍去。
安娜目前協助慈濟志工當翻譯，同時也積極參與另一個人道救援組織「烏克蘭救助陣線」(Front Pomocy Ukraine, FPU)。她帶我到總部與年輕的創辦人佐勒斯洛(Zorestlaw Dmytryszym)見面。「戰事一爆發，我覺得自己背負一份救助的道德責任。我和妻子開始收集重要物資，想辦法幫助我們的烏克蘭同鄉逃離戰區。」佐勒斯洛已定居波蘭十二年，他繼續說道：「波蘭人和世界各地湧入的愛心，激勵我們，大家送來的物資已塞滿空間！食物、衣服、被單、藥物、玩具甚至寵物用具都有。」
前往梅迪卡想一窺非政府組織在邊境的工作時，我意外發現，難民數量沒有我想像中多，事實上，許多烏克蘭人開始踏上返鄉路，回頭走。自願離開戰役區的烏克蘭人愈來愈少，尤其許多來自烏克蘭西部，相對較少被戰火波及的難民已蠢蠢欲動，想儘快回家，恢復原有生活。另一個促使難民歸心似箭的長期問題是，他們很難在他鄉異地找到工作，依賴外援畢竟不是長久之計。
說不盡無私奉獻的故事
逃難潮在邊境炸開時，「夫科維斯寇」是最先反應的組織。他們火速收集必要物資，開著休旅車與拖車駛入烏克蘭，派發被單、保暖衣物、熱飲熱食與他們雪中送炭的熱情與善意。原來滿腔熱情的救助，隨著四面八方湧入的難民與捐贈的物資，開始需要往更務實可行的方向思索，因此，從組織架構開始建設，申請成為被認可的非政府組織，是必要的方向。只是，官方程序既耗時又費力，耐心與熱情是不可少的支撐元素。套句瑪爾欽的話：「新手上路，但我們快到了。」
四十二歲的卡塔納(Kataryna Terechova)，來自頓內次克(Donetsk)，她開了家有品味的咖啡館與瑜伽教室，如魚得水的生活，羨煞同儕友人。二月二十四日，卡塔納被炸彈的轟聲驚醒。兩週內，她與母親已成尋求庇護的難民之一，隨隊被帶到與匈牙利接壤的邊界省份外喀爾巴阡州(Zakarpattia)。具備一定的經濟基礎與長久累積的自信，卡塔納敏銳察覺除了保護家人之外，她還必須做些什麼。她開始聯絡家財萬貫的菁英友人，國際友人紛紛慷慨解囊。她在地勢偏高的穆卡切沃(Mukachevo)外圍村莊，找到一間閒置校區，隨即湊合出工地團隊，泥做水電進駐，立即開工。
抵達當地前一天，卡塔納接獲維真(Vochen)孤兒院負責人帕沙的緊急來電，請她協助支援院內一百五十三名孤兒。孤兒院因一波波猛烈轟炸而被迫搬遷至基輔，最終落戶於前蘇聯時代一間被棄置的結核病療養院。帕沙打電話求助時，院內廚房只剩最後一包馬鈴薯與幾顆高麗菜。雖然所有孤兒與三十位照護者都安全無慮，但一切所需捉襟見肘。我們抵達孤兒院時，我看孩子們憂鬱的神情，感受每一個生命背後似乎都背負一言難盡的故事，令人心疼。院長馬莎告訴我：「他們有口難言，或許，假裝什麼都不記得比較容易，雖然我們都知道不可能。」院內大部分孩子都在家庭功能失調的環境中成長，不僅飽受驚嚇，被家人棄絕的比比皆是。成長已如此艱難，戰事還來攪局，彷彿躲不開的雙重詛咒，更加劇他們人生的困頓與苦難。
枕戈待旦，難和平
驅車返回烏克蘭中西部城市文尼察途中，面對這個滿目瘡痍的國家，我沉思良久。這段期間，聽聞無數勇於救人與努力求存的故事，我發現自己多麼無能為力，既撫平不了他們的傷痛，也終止不了持續攀升的死亡數據與毀損程度。即便國際間救火救滅又拔刀相助的行動有增無減，然而，除了東部與南部區域已稍獲控制外，整體而言，烏克蘭的戰火未歇，隧道盡頭的曙光仍遙不可見。但就算枕戈待旦，即使求和難和，我也祈願，令人心碎的戰役，能快快落幕。
編譯/童貴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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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記者組織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在一百一十五個國家設有記者，不僅致力於維護記者和人們獲取信息自由的權利，而且還編制了一份年度新聞自由指數，分析全球一百八十個國家的新聞自由。
在烏克蘭，RSF辦公室幾乎從戰爭開始就為個別記者提供建議，並提供他們在戰區工作至關重要的設備。此外，RSF為記者組織培訓，同時教記者如何安全使用這些設備，這些設備包括防彈背心、護具、防護頭盔，甚至還有醫療包。後者需要一些基本的醫學知識才能有效使用。擁有醫學背景的烏克蘭RSF人員教記者如何充分利用它保護自己的生命。
目前，RSF在烏克蘭設有兩個辦事處。一個在利沃夫，一個在基輔。
↑ 一些美國志工在市中心角落以國旗寫上因戰而亡的死者姓名，背後大樓牆面，則定期更新「死於普丁手下」的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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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輔周遭城鎮博羅江卡，三月初被俄軍猛烈砲轟，許多大樓瞬間倒塌，類似左圖被炸得面目全非、殘骸散落的社區比比皆是。博羅江卡曾在十八世紀時發動一場企圖反抗沙俄的起義，最終失敗，而今再遭俄羅斯毀天滅地的攻擊。外界把今年二月的入侵視為新戰事，但對烏克蘭人而言，不如說是延續二○一四年以來在東部地區引爆的衝突更為貼切，只不過，這一次的衝突是加強版。
↑ 同為難民身分的烏克蘭慈濟志工，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志工合作無間，除了擔任翻譯員，也在休息時間，臨時湊合著為大家彈唱愛國歌曲，提振精神。
↑ 「烏克蘭救助陣線」在波蘭華沙為流離失所的烏克蘭難民安排語言課程，學習波蘭語與英語
↑ 四十二歲的烏克蘭女性卡塔納，目標導向、劍及履及的行動派與熱情，使她渾然忘記自己也是流離失所之民，捲起袖子募錢募房募物資，無論短期救急或長期安置，抑或其他機構求救，她傾全力協助。
↑ 來自東部一級戰區的身心障礙孩子，被安置到西部的庇護中心。特殊孩子的成長已不易，戰爭衝擊與重新適應新環境，都是大挑戰。
↑ 當地醫生定期前往一家匿名軍醫院的辦公室處理行政工作與看診。這裡不乏專業合格的醫生與護理師，與救治不完的傷兵累累與眷屬，唯獨醫療器材，嚴重不足。
↑ 基輔市的塗鴉牆上，呼籲終止戰火，讓軍人活著回家。但願戰亂重壓而僥倖存活的下一代，能自由上學與成長，遠離防空洞與一生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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