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不論做學問或做官的，對於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都喜歡用「轉型期」來概括。
我們的社會出現「亂」象，也出現「變」象，傳統的價值觀念式微，用以取代的價值觀念尚未建立，原來的社會規範受到挑戰，新的社會準則尚未形成，民眾崇尚叛逆、迷信暴力，一切都顯得失調、失序，對於這種現象，做學問的人常常會引經據典，以「轉型期的必然現象」輕描淡寫，似乎斷定要「轉型」就得先「動亂」，這種說法直接或間接地加強了部分民眾「造反有理，作亂無罪」的叛逆性，也為崇尚暴力，為挑戰法律的人提供「學理」的根據。
而做官的也常以「轉型期」為藉口，「坦然」面對「亂象」，漠視「變局」。做官的「好官我自為之，有難人民各自承受」的心態，與學者的「轉型期理論」相互呼應，於是反應上麻木不仁，作為上懦弱畏縮，許多事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力。如果稍加質問，他們必然振振有詞：「轉型期嘛！亂象在所難免，大家忍一忍，熬一熬吧！台灣人總會出頭天的。」
事實上，「轉型」是一種「變」，而不必然要「亂」；是一種持續不斷進行的過程，而不必然要停滯或放慢腳步；是「承先啟後」，而不必然要「截流斷源」，摒棄一切舊有的規範。
我們常常感嘆，在我們的社會裏，「學者專家」很多，思想家、哲學家很少。「學者專家」會「察言觀色」，所以難免要「討好當權，取媚流俗」，討好所謂的「官意」或「民意」，有時為了趨炎附勢，許多話，言不由衷；有時自認為民請命，故作「離經叛道」之語，以示「特立獨行」。他們可以標榜民主，也可以冒充鬥士；可以為「官方」發言，也可以為「民眾」請命。他們「熱情」十足，膽量過人，但是缺乏睿智，不能洞燭機先，總是在「朝」與「野」的政治鬥爭中充當打手，釣取名利。
思想家或哲學家則不同。他們目光如炬，思慮清澈，不為利誘、不為勢劫，在是非、善惡、對錯、光明與黑暗之間，都能清明的辨別與正確的抉擇。他們不是井底之蛙，所以不拘於空，不是夏天之蟲，所以不篤於時；不是曲迂之士，所以不束於教。他們能夠擺脫時空的限制、擺脫教條的束縛，所以能俯瞰全局，不卑屈於「官」；不討好於「民」；不為「朝」壯膽；不為「野」撐腰。他們面對歷史，面對真理，面對知識分子的責任與良心，不惑不妄，憂時而率真。
我們也感嘆在我們的社會裏，「政客」太多，政治家太少。「政客」沽名釣譽，利之所在可以巧取豪奪，名之所趨可以爾虞我詐。不能承擔壓力，只好犧牲理想，東邊唯唯，西邊諾諾，說是順從「民意」，其實是缺乏擔當，坐失求新求行的契機，卻以能善於粉飾太平，蠱惑民眾而沾沾自喜。
政治家則不同。他們鐵肩擔道義，胸中懷良知，以名利為身後之事，視理想為進退指標。有智慧，能走出所謂「民意」的迷霧；有毅力，能克服所謂「自力救濟」的圍堵，他們清明在躬，能把握方向，昂首闊步，仰俯無愧於天地。
因為「學者專家」與「政客」太多，所以我們的社會難有寧日，價值觀念益發偏離。也正因為我們的社會偏離了常態發展的正軌，「學者專家」與「政客」才更有用武之地。我們說這些話絕無褻瀆知識分子或政治人物的意思，我們旨在提醒部分以「學者專家」自居或以「民主鬥士」自命的人，在汲汲於名利之外，也還應有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責任心與使命感。
社會不斷進步，民智也不斷在開啟，但遺憾的是我們的理性卻不斷在倒退。拿出「民主」的招牌，就可以動用暴力，就可以享受免於審判、免於拘捕、免於法律規範的特權。提出「環保」意識，就可以反對設廠，就可以「自力救濟」、就可以阻撓公共工程，無視於公權力的執行。藉口「勞工權益」，就可以「漲價合理化」，就可以休市，就可以罷工，就可以示威遊行，不顧社會公益，為一已之私予取予求。而政府施政漫無目標，官員只為「意識型態」服務，坐視執行力空轉，他們不承認缺乏擔當與無能，只推說這是藍綠政爭，統獨激戰的轉型必然之惡，需要一段期間的衝擊與調適，如此四兩撥千斤，太極拳推得真好！
其實今天台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修憲，也不在於是統是獨，而在於我們有沒有憂患意識？有沒有前瞻與遠見？此時此刻，我們實在太需要較多的思想家，不需要氾濫成災的「學者專家」與「政治評論家」；需要較多有遠見的政治家與洞燭機先的哲學家，不需要無所不在、唯權是圖的政客與煽惑家。朝野彼此傾軋，藍綠相互離間，族群對立的被撥弄，兩岸相互仇視的被深化，才是台灣元氣日傷、體質日羸的關鍵所在。所以不管在朝在野，不論正在從事政治活動或有意步入政壇之人，我們希望都是有守有為的政治家，而非利慾薰心的野心家。證嚴法師說：「政治是少數人的舞台，影響的卻是天下蒼生。」善哉斯言！台灣人民難道不應心生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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