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許智香
西方哲學家康得(I.Kant)在《論教育》一書中曾說：「人類最艱難的工程，唯政治與教育二事。」因為此二事的成敗對全體人民與國家福祉影響至深至極，而彼此又密不可分，互為表裏。國家政體的形式或作為，在在影響教育的理念和實踐，尤其是教育的自主性和發展；而透過教育的洗禮與教化，自然也會影響到國家領導管理人才的內涵，以及人民的素質和能力，對社會和政治的穩定或發展有其重大影響。
除了政治因素與教育相互為用外，經濟因素的考量也是了解教育內涵和發展的重要因素。自十八世紀以來，工商業的蓬勃發展取代了傳統經濟活動，也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勞動形式和階級畫分。日新月異的科學和技術發展，改變了傳統以「文字教育」或「政治教育」為主的教育形式和內容，進而促成各類技職教育的發展。此外，教育是花錢的事業，因此，國家的經濟基礎和發展也影響到教育的擴張或減縮。同樣地，各類科技知識和人才的培養，也會關係到國家經濟的發展。
二十世紀中葉，正值二次大戰結束，日人撤台，國民黨政府遷台之際。不同文化，不同政權，不同需求，不同作為，對教育的影響自是另一番局勢。在政治上，配合威權國家體制，著重去除日本殖民的影響，建立「中國化」的教育，貫徹國家及政治意識型態，以穩定民心。
在經濟需求上，則強調培養各種科技人才，配合國家建設與民間企業的需求，進一步發展台灣的「經濟奇蹟」。因此，借由政治與經濟兩大重要脈絡下，來檢視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至一九六八年的九年國教時期，以及從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九九年的威權體制下，一連串的教育政策是有其必要的。
中國化與國語教育
日本殖民時期，為使台灣人民成為忠貞不二的天皇臣民，開展「皇民化」運動：改日姓，取日名，重神道，神社參拜等；並在「國語(日語)運動」雷厲風行下，人人說日語、寫日文，禁說台語和禁知台灣事。政府當局以語言教育，作為人民意識型塑或政治意涵的手段。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如法炮製，為消除日本在台灣人民的形象和影響力，讓台灣人心向祖國(中國)，立即成立國語(北京話)推行委員會，並於各縣市設立國語推行所。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在一九四五年的除夕廣播中就提到：「台灣既然復歸中華民國，台灣同胞，必須通中華民國的語言文字，懂中華民國的歷史。學校既然是中國的學校，應該不再說日本話、不再用日文課本。現在各級學校暫時一律以國語、國文、三民主義、歷史四者為主要科目，增加時數，加緊教學……」。
精神國防與黨化教育
由此可知，國民政府遷台初期的教育策略和基本方針，是透過國語文、歷史和三民主義的教學，來培養民族精神和愛國精神。
一九五六年，在這關鍵的一年中，為使國語政策奏效，開始推行全面性的「說國語運動」，規定各機關、學校及公共場所一律使用國語，並開始提出「語言不統一，影響民族團結」等論調，各級學校師生必須隨時隨地使用國語，違犯者依獎懲辦法辦理。
猶記得在就讀小學時，筆者對說台語非常戒慎恐懼，深怕一個不小心，講了台語，就會受罰，例如罰錢，或是揹著寫有「說台語，不愛國」的紙牌，心中很是屈辱，也覺得說方言是低俗和不好的事了，甚至在家中與父母長輩講台語也是老大不願的。
這些言論與作為，使國語政策逐漸膨脹為「國語獨尊，壓抑方言」的政策，方言被認為有害民族主義思想，應該盡早消除，以求台灣成為以國語為主的單語社會。這樣的語言政策忽略了在地的歷史和文化，也違背了多元價值和相互寬容的民主精神。語言不該只是意識型態或政治的工具，更代表了文化和自我的認同。
對任何國家而言，教師都是教育的第一防線。簡言之，要有怎麼樣的人民，就必須有相對應的教育政策。德國哲學家費希特(J.G.Fichte)曾在《告德意志同胞書》一書中說明，普法戰爭時，德國的挫敗乃是源於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不足，而要振興德意志民族的尊嚴和自信，必須從教育著手，而第一步，就是要重視師資教育。因此，國民政府將師範教育視為重要的精神國防就不足為奇了。
由於日治時期的學校校長和教師多數為日人，因此，日本戰敗後，首當其衝的，就是各級學校陷入「真空狀態」，雖在接收前，學校校長暫由原來的日人校長代理，惟日人已無心於教育，且不敢推動學校業務，只待新的政府來接管，日人教師亦無心教學，甚至深恐台人尋仇報復，不敢到校。因此，在「行政不中斷，工廠不停工，學校不停課」三原則的要求下，如何快速解決嚴重的師荒現象、補充學校所需的行政人員和教師，成為重大的課題。
除了師資培育問題外，童軍、軍訓、救國團、黨部與黨化教育也是此時的教育重點策略。
一九四九年五月，台灣地區宣布戒嚴。戒嚴期間對思想、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之箝制相當嚴厲，黨化教育就是最具體也最落實的戒嚴時期之教育。所謂黨化教育，即指在國民黨指導下，把教育變成革命化和民眾化。換言之，國家的教育方針是建築在國民黨的根本政策之上，包括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歷次國大代表大會的宣言和議決案。這樣的黨化教育是全面性的，對各級學校制度、組織、課程和活動均有很深的影響。
故前總統蔣中正先生昭示各界的一番話：「我們所指的三民主義思想領導，並不是說只要探討研究其理論體系，就滿足了的，而是要研究如何以我們民族主義的倫理精神、民權主義的民主精神、民生主義的博愛精神，來號召全國同胞，喚醒全國同胞，結合在本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共同一致的消滅共產主義，重建我們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全民皆兵的態度昭然立見，而其中自然是以「國民黨領導」為權力核心。
除了依特別權利關係理論和非常時期法令為基礎，限制學生的集會、結社及言論等基本自由權，並加強懲戒制度外，還透過非正式的黨團及隱藏性情治系統對學生進行全面的監控。黨化教育的具體組織是在各級學校設置國民黨校黨部，和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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