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世慧(經典雜誌撰述)
有一些畫面，你應該記憶猶新。十多年前的一個仲夏夜，為了抗議飆漲的房價與貪婪的金錢遊戲，上萬名自稱「無殼蝸牛」的平凡小市民，併肩露宿在台北地價最貴的東區商圈，促使當時的政府不得不回應：「房子應該一坪六萬塊！」事後，雖然「屋奴」還是不乏其人，「房事」猶為多數人不可承受之重，高度創意與幽默的一幕，卻贏得無數人的莞爾與共鳴。
那是一九八九年，解嚴剛滿三年，台灣每天都有新事物的誕生。不過才一年前，五二○農民請願運動，警察與農民對峙，棍棒與亂石齊飛；目睹那一幕的顏霖沼，目前任職於雜誌社，據他說，當時他不過是個大四的學生而已，比起所謂的「社運領袖」、「社運分子」、「社運群眾」，他頂多是個社運氣氛的感染者罷了。
「但你就是有股衝動，不想在那關鍵時刻缺席。」顏霖沼說，因為街頭氣氛的熱烈，當時不管是誰，都很容易被捲入歷史的片刻之中。
是以除了像他這樣的青年外，當時參與的份子，還有計程車司機、農民、工人、老兵、原住民、教授，一直到牧師、作家、同志等；讓人眼花撩亂的議題，則廣及勞工、環境、人權與女性。
像一只壓力鍋，蓄積多年的能量一經爆發，紛踏杳來的革新令人血脈噴張；與此同時，社會重組造成的失序與混亂，也叫部分在威權體制下過慣了的民眾，既困惑又害怕。
但套句張愛玲在小說〈傾城之戀〉裏的話：這還只是個開始，這城市還有更大的混亂。經過七○年代的經濟起飛，八○年代的出口持續暢旺，台幣升值，「台灣錢，淹腳目」，當時的台灣人除了飆政治外，也開始飆車、飆股票、飆大家樂。
還記得美國《時代週刊》(Times)曾以顯著的「貪婪之島」(Greedy Island)為標題形容台灣嗎？還記得解嚴之後，電視或報紙，總不乏有民眾聚集在墓地、小廟與大樹頭下觀看「明牌」的報導？然而，如果把非雙B車不開、非勞力士錶不戴、乍看下財大氣粗、物慾橫流的社會，放在一個較寬廣的歷史縱深上審視，便不難發現，當時的台灣，除了政治上的解嚴外，體質上，也在經濟的帶動下，正歷經另一場空前的轉變。
邁向消費社會
大概也是一九八九年左右，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一篇名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中提到，意識型態與意識型態衝突的時代已經結束，一種巨大的消費文明，已使意識型態與文化的影響力大打折扣；在人類歷史上，從來不曾有哪一個時代，是眾多男男女女同時能夠享受這麼豐富的物質經驗的。人，於是成了一種理性的、追求最大利益的個體。
福山的說法，正見諸於解嚴前後的台灣。解嚴前，台灣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處於由農業轉向工業的社會；一直到八○年代初，台灣的GDP(每人平均所得)首度衝破一萬美元，服務業興起，這時候「消費」兩個字，才開始出現在素以「勤儉」著稱的台灣人身上。
「沒有人是天生不花錢的，過去『勤儉』的效果，是政府用各種政策維持的。」《新新聞》的總編輯楊照，在一次有關八○年代的對談中，試圖解釋台灣轉型的關鍵。根據他的說法，就是因為過去太節儉了，沒有機會「練習」消費，於是當外匯政策放寬，游資充裕，在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合理、更有品質地消費下，上述各種暴發戶般的怪現象，才會紛紛浮現。
無論如何，如果我們再觀察當時7-11一類的便利超商已如雨後春筍，悄悄取代傳統家庭式的雜貨店，進入我們的生活世界於無形；汽車與房屋銷售步入高峰、開放觀光後旅遊業興盛、旅遊人口爆增，種種跡象都顯示，八○年代末的台灣，確實已進入所謂的消費社會。
而就福山的理論，消費社會最大的特色，是以追求個人最大利益與享受為宗旨，也即，它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而來。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有更好的享受，財富累積勢不可免。在個人，除了工作所得薪資外，還要講投資、講理財；至於已經坐擁金山銀山的財團，就要想法子更有錢。
在自由主義市場，沒有人可以說追逐金錢是錯的；不幸的是，它也衍生出一些負面的社會文化；而這點，解嚴後蓬勃發展的媒體，恐怕就是最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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