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台灣】戴上文明的望遠鏡 日本殖民教育與台灣逆轉奇蹟

撰文/林民昌

日本帝國的強盛，始於他們在十九世紀末一連串的戰爭中頻頻得勝。其中最重要的一場，是與清帝國的「甲午戰爭」。由於戰勝中國，給了日本極大的自信心來對抗當時魔爪已深入亞洲的歐美列強；同時也讓日本人發覺，自己有取代中國，成為亞洲霸主的實力。為了證明這一奇想，他們啟動了一系列的政治及文化實驗。

台灣，做為日本帝國擴張的第一塊版圖，在此時被納入了帝國的構築實驗中。誠如殖民帝國研究學者矢內原忠雄所言：「殖民地統治是宗主國政治、傳統及文化的投影。通常是以該國的社會形態、政治思想、文化特徵為基礎而架構成形。」一八九五年以降的台灣，在日本太陽旗的陰影下跨出了現代化的腳步，而島上教育事業的根苗，也漸次茁壯起來。

近代殖民帝國為了提升全國的競爭力，在教育制度上都做足了準備，以替國家培養人才。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所有的殖民帝國都認定，那些被殖民的地區，人民的智識水準都不理想。因此，為了有效管理殖民地，提升殖民地的經濟價值，殖民帝國無不想盡辦法，將自身的教育體制移植到殖民地去。但每一個殖民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差異極大，教育體制並無法一體適用，因此各帝國都逐漸地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殖民地教育政策。

和英、法、美等歐美帝國不同的是，日本和台灣之間的文化差距並不是很大：在文化思想上，儒家思想在兩地都廣被接受；在經濟型態上，同以農業、商業為主；在種族上，亦屬黑眼睛黃皮膚；甚至語言的差距也不致於南轅北轍，從完全不懂台語的日本各級官員，竟能用漢文與台灣文人「筆談」溝通一事上，便看得出來。上述各項因素，使得日本帝國在台灣所規畫的教育制度，與其他殖民帝國有很大的差別。

日本帝國在正式統治台灣之前，就已經準備好一套全新的教育制度，打算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將之嵌入台灣社會，取代舊有的「書房」(漢學)教育體系。但喪失自主權利的台灣人，並沒有整天抱頭痛哭，奢望自顧不暇的大清「祖國」能從惡夢中驚醒、施予援手。相反地，台灣人利用了新式教育所建構的文明望遠鏡，看向遠方，而且看得比日本政府更寬闊、更清晰。

同化教育的開展

一八九五年十月，大清國名將劉永福仍在台灣做最後的掙扎時，日本已經開始構思如何在台灣推展新式教育。根據一份日本學務部的教告書中指出：「台灣……語言與北方大不相同，即使精通中國北京官話的日本翻譯官員，在台灣也像英雄無用武之地一樣……了解台語的日本人非常少，了解日語的台灣人也幾乎沒有……要施行治民之術，發展教化的工作實在很艱難。」

為了滿足統治上的需要，日本人一進入台灣，即開始推展第一階段的教育措施，並分成緊要事業和永久事業兩種。其中跟台灣人有密切關聯的，是緊要事業中關於「國語傳習所」(「國語」即「日語」)的教育規畫。為了教授台灣人日語、學習日本文化、逐漸同化台灣人，日本總督府在台灣各地廣設「國語傳習所」。

特別的是，國語傳習所的教授對象，不分男女、階級、種族、地區，一律施與教學。與世界各殖民帝國在其殖民地所採取的「選良」教育相比，台灣人擁有「機會均等」的教育制度。這是台灣邁入現代「國民」教育的最初型態。

這樣的教育制度，不管從制度面或是教學面，都極具實驗性。在制度上，為了鼓吹台灣人接受教育，日本政府一反以往傳統書房，老師向學生收學費的慣例，反而以國庫支付就學者津貼。而且就學者在學有所成之後，還能夠很快地在日本政府機關找到就業機會。

從台灣人的角度來說，上學不再是為了考科舉入仕途，也不是為了文化傳承，而是為未來的工作謀生做準備。當時受明治政府聘僱，擔任法律顧問的英國人柯伍(William M. H. Kirkwood)曾警告日本政府，認為無差別式的教育體制對統治者而言很不划算；為了統治台灣，與其叫台灣人學日語，還不如叫小部分的日本人去學台語來得經濟合理。但他的意見並沒有被一心想打造新興殖民帝國的日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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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的教育，除基本的國語、算術等學科之外，更有不同以往的愛國、技職及術科教育。為教育學生愛國精神與行為操守，由日籍教師引領正襟跪坐的學童朗讀課文。(圖片提供/羅月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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