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台灣】遺民與移民 明鄭時期台灣文化史

撰文/廖彥博

元一六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排除內部對於征台的疑慮後,鄭成功編組兩萬五千名部隊,從金門料羅灣出發進攻台灣。在事前已經詳細蒐集水文情報的情況下,鄭成功在眾將面前,設下香案,跪地祈求媽祖,喃喃默禱,祈求進軍順利,果然水漲船高,演出一幕成功的「天祐我軍」祈禱戲碼,鄭軍士氣大振,於四月三十日取道今日已經成為內陸的台江內海鹿耳門水道入台,直攻原本在後方的普羅民遮(Provintia,今赤崁)城。普羅民遮城猝不及防,很快被鄭軍攻下。

但是接下來圍攻熱蘭遮(Zeelandia)城卻無如此順利。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屬軍隊火力強大,鄭軍包圍千人守軍的熱蘭遮城長達九個月不能攻下。為解決軍糧問題,鄭成功遂命部隊屯墾。期間遠在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知道此情形後,派援軍來台,但卻被鄭軍擊退。據劉獻廷《廣陽雜記》記載:「鄭氏以小舟往,而釘小舟於巨艦之旁,人沒於水而火其舟。」鄭軍以縱橫閩粵沿海的小型帆快船放火突擊,雖無荷船的船堅砲利,但顯然占了上風。海戰結束後,鄭軍轉以金廈調集而來的大砲三十門猛轟熱蘭遮城後方高地的烏特勒支(Utrecht)碉堡。一六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鄭軍發動了一次大砲擊,在一天內發射兩千五百發砲彈,攻下烏特勒支堡,占領制高點。此役讓荷蘭指揮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決定投降。鄭成功正式領有台灣,結束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三十八年的統治。這是黃種人第一次向歐洲白人爭奪殖民地成功之例。

鄭成功,福建泉州南安人,生於日本平戶,二十四歲時起兵抗清,縱橫中國東南沿海十五年。他在結束對荷蘭戰事後不久即病逝,實際在台灣時間只有十三個月。然而他對台灣人的精神面貌的影響,以及他一生事跡在十七世紀東亞國際舞台上所帶來的文化衝擊,並未因生命的終結而告消失。要回顧這段歷史,必須先回到十七世紀中葉,鄭氏家族開始在中國東南海域的發跡開始。

我們可以將鄭成功其父——鄭芝龍傳奇性一生,看作是十七世紀東亞首屈一指跨國海上貿易公司的興盛與敗滅。

鄭芝龍從小就不喜讀書,卻好擊劍游俠之事,二十歲時離家到澳門投靠親戚,結識當時橫跨亞洲的走私海盜李旦,成為其得力助手。鄭芝龍在年輕時,就顯現其討海人「亦商、亦盜、適應力強」的天賦,他能通包括閩南語、官話(北京話)、日語、荷語,甚至西班牙、葡萄牙等各國語言;同時,也有其以商業利益為核心的靈活經營手腕,如為求結識葡萄牙商人,在澳門接受天主教洗禮,教名尼古拉斯.加斯巴德(Nicholas Gaspard);隨李旦到日本平戶港之後,他迎娶日人田川氏,作出落戶定居的姿態,最重要的是,在江戶晉見德川家康後,鄭芝龍日後取得了當時正處於鎖國的日本港口獨家代理的進口許可,這是鄭氏躍升為東亞海上霸王的重要關鍵。

鄭芝龍:政商軍複合集團的興亡

李旦死後,鄭芝龍被迫離開日本。隨後他侵佔李旦在台灣的產業,並且與另一個海盜顏思齊結合,共以台灣的笨港(今嘉義新港、雲林北港附近)為基地,在附近設了十個城寨。當時福建一帶正大鬧饑荒,鄭芝龍取得荷蘭許可,趁勢招募數千災民到台灣來開墾,逐漸建立自己的勢力,這也是鄭家與台灣的第一次接觸。

鄭芝龍建立海上武力以後,在沿海提供貨運保鏢,或攔路收取貨稅釐金。明軍水師幾次征剿,都被鄭芝龍打敗。福建巡撫改剿為撫,決定招安,恰好鄭芝龍也有心經營政治影響力,於是在一六二八年(崇禎元年)接受明朝福建海防游擊官職。接受明廷招安之後,鄭芝龍自知出身海盜,於是一面盡力交好大內宦官,並在士大夫階級、部閣大臣之間,禮數備至,作盡公關,博得極好名聲;一面累積平定海賊(事實上是消除其海上貿易競爭對手)、擊退荷蘭騷擾廣東戰船等戰功,因此政壇順遂,一六四五年時陞到最高的軍職——都督。

身為一省軍事最高長官,鄭芝龍又與其他明廷武官有所不同,無疑地,明末的鄭氏企業,已經是一個傑出的「政商軍複合」跨國經營範例。鄭芝龍以政扶商,打著朝廷招牌,從事自家海上通商。他以個人財力支持私人軍隊,閩省鄭家軍旗幟獨樹一格,沿海各國船隻往來閩粵南洋,都須掛鄭氏旗幟方能通行。極盛時期,鄭芝龍的海上商業王國版圖,遠達南洋與日本。

鄭氏的崛起,是當時的特例。在海禁年代能經營商業成功者不乏其人,但是同時在政商二界得意,並且不拘泥原則、遊刃有餘者,則是第一人;這樣的性格,成為日後三百多年以來閩南人在官商之間雙棲的原型。

為謀進一步由海洋向內陸中國擴展事業版圖,以及徹底提升鄭氏家族的經社地位,鄭芝龍積極栽培子弟進入以科舉為主的官僚系統。崇禎末年,其弟鄭鴻逵已官至都指揮使;其子鄭森(也就是鄭成功)七歲由日本接返泉州後,接受正統儒家文官養成教育,由南安縣學生員,入貢南京太學,師事當時名儒錢謙益。兩叔姪一文一武,顯見是將來家族政治及武備上預作栽培的接班人。

可是,明朝覆亡,清兵入關,使得這個政商軍複合企業必須面臨嚴峻的局面。鄭芝龍雖然用企業財力擁立了南明隆武帝朱聿鍵,但他意識到,在福州的這個小朝廷絕不能保障鄭氏企業版圖。在爭取日本幕府援軍失敗,以及南攻的清軍放出和談交換條件後,鄭芝龍決定對隆武福州政權「撤資」,換取與清軍和平談判,藉以保持家族的經濟政治利權。但是這一次的豪賭並沒有成功,不但鄭芝龍本身被挾持到北京,隆武政權迅速潰亡於汀州,他一生奮鬥經營的跨國政商集團也分崩離析。

鄭成功:海上遺民的春秋大義

一六四六年八月,明隆武二年,二十四歲的鄭成功踏進被清軍洗劫一空的安平鎮,正經歷他一生最痛苦的局面:他效忠的皇帝被俘遇害、他的父親投降敵人,他的母親田川氏遭清軍姦汙而自盡。黃宗羲《賜姓始末》中稱:鄭成功「用彝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接下來,痛不欲生的鄭成功到孔廟,在孔子像前焚去儒服,誓師反清。此刻的鄭成功徹底地成為他所不曾料想的「遺民」──一個為昔日「天地君親師」所遺棄的孤臣。

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台灣歷史學者李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再次提及這段時隔三百五十九年的故事。李敖的演說點出了鄭成功終其一生尋求解答的問題:一介儒生如何應對綱常崩解、國破家亡的困局?

當時所有的讀書之人,都被迫去回答這個問題。面臨國破家亡,有人力抗不屈,如夏完淳;有人選擇順從接受,如錢謙益;也有人反抗不成,遂潛心於實務,如顧炎武。在七歲回國後受儒家官僚養成教育的鄭成功,他的精神面貌與父親鄭芝龍商人盤算的心態相比已有很大不同,更接近「讀聖賢書,所為何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士大夫階級。他在焚儒服之後起兵抗清,也是選擇維護原有天地秩序的努力。

然而不同的是,南京太學生鄭成功擁有其父遺下的海上王國勢力遺產。鄭芝龍被挾北上後,原有的鄭家勢力四分五裂,各有地盤畫地自守。剛開始時鄭成功在其中勢力最弱,但是高舉反清復明大旗,卻使得他具有擁兵的正當性,不但能逐步統合鄭聯、鄭彩及鄭鴻逵等原鄭家勢力,也吸引許多不願臣服滿清的遺老前來歸附。如此,反清復明的「春秋大義」加上原有的財經複合海上武裝,終於造就鄭成功的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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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南灣 ↑ 大航海時代將中國沿海島嶼捲入全球化的波動,也造就了鄭氏父子等的海上豪傑。法國官員依泰亞(Jules Itier)在一八四四年拍攝的澳門南灣風景,是這處前葡萄牙殖民地最早的照片。(圖片提供/黃秀娟)
向鄭成功 ↑ 這張直幅掛軸取材自一六七五年出版的《被遺誤的台灣》一書,描繪荷蘭長官揆一立於亭前向鄭成功求和的場面。荷方給鄭方的締和條約,第一條的條文要求雙方要把造成的一切仇恨遺忘。(圖片提供/國立台灣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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