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台灣】羅馬字母與番仔書 荷據時期台灣教育史

撰文/曾耀輝

開廈門之前,我們聽說福爾摩沙有基督徒。我們於是開始打聽,無疑地,中國人之中並沒有基督徒;然而紀錄卻顯示,自從荷蘭人占領安平港之後,似乎就有原住民開始信仰基督教。我們曾遇過一些會說荷蘭語、讀荷蘭書,還會使用荷蘭字的原住民,我們甚至發現他們手上有五本荷蘭文《聖經》殘本。

這是康熙皇帝為了了解大清帝國,指派數名耶穌會傳教士到中國各處勘察,其中三位在公元一七一四年走訪台灣,隔年八月所做的紀錄。這份紀錄已距離荷蘭人據台五十多年,不難看出荷蘭人教化遺留的痕跡,且這些教化的成果並未隨著荷蘭人離開而消逝。荷蘭文書籍或以原住民語拼音書寫的文書亦有不少保存迄今,也就是俗稱的「番仔書」。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周婉窈指出:「荷蘭與原住民的接觸程度與範圍,可能超乎我們的想像,荷蘭人的足跡不僅止於嘉南平原,還有北部與東部,『紅毛番』的影子似乎存在許多原住民的集體記憶裏。」

雖然之後漢人挾帶著政治、武力、經濟、教育各方面的優勢對平埔族進行同化,但對荷蘭人的記憶似乎並未隨著煙消雲散。無疑地,平埔族對荷蘭人的記憶如此深刻讓人十分訝異,這與平埔族本身的文化、漢人對平埔族的剝削、欺騙有關。

平埔族中的西拉雅族最先與荷蘭人接觸也互動最深,他們分布在嘉南平原上。西拉雅族是母系社會,女人負責農耕,男人負責漁獵;女孩必須從小開始學習耕作與家務處理,男孩則熟練狩獵與戰鬥的技巧,部落倫理由部落長老會議運作中習得,較大的社(部落)有尪姨(女巫),她們負責祭典及部分技藝的傳承。平埔族並沒有教育的組織或機構,而是採用以生活為中心的教育型態,因為這樣的教育足以應付所需。

但這教育型態在荷蘭登陸台灣後被打破。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在大員築堡,隔年用二十五匹棉布向新港社買下了普羅民遮城(今台南赤崁樓)附近的土地。當時的西拉雅族沒有紡織技術,棉布對他們而言是貴重品,之後荷蘭人也常把它當作送給原住民的禮物。

來台之初,荷蘭人僅將台灣當作貿易據點,並無經營打算,但因對中國貿易受到挫折,開始打算經營台灣。一六二五年三月三日,首任大員長官宋克(Martinus Sonck)寄信給巴達維亞當局(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南亞的總部),希望他們能派遣兩、三位牧師或是能朗誦經文者來台灣,以便上帝之名能擴散至當地居民心中。

番仔書的開創者──干治士

一六二七年,傳教士干治士抵達台灣,成為島上第一位傳教士。干治士在新港社定居時,荷蘭人已與新港社人建立良好關係,他們主動教育新港人並介紹基督教信仰。干治士在新港居住一年半後,提出一份關於台灣與台灣原住民的報告,介紹當時西拉雅族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之後更主張對原住民進行大規模教化。

干治士比較他在台灣與巴達維亞的傳教經驗,發現台灣原住民的學習能力比巴達維亞原住民強很多,而且沒有任何中央政府或強有力的統治者來壓制外國宗教的發展。此外,原住民沒有文字,他們的信仰沒有被記載,也沒有傳教士來解釋教義,他們無法拒絕外來宗教的傳播。他也說明為何不教化在台漢人,中國人有悠久的文化傳統,肩負繁重的歷史包袱,不似原住民容易馴化,且有造反的意圖。

干治士雖有滿腹壯志,但因不久就發生荷蘭人與原住民的衝突,兩邊關係緊張,無法展開大規模傳教。干治士便投注於以西拉雅語(荷蘭人稱為新港語)翻譯《聖經》重要章節,並編寫《新港語字典》,以羅馬字母拼音的方式將西拉雅語文字化。這是原住民第一次的文字體驗;在此之前,原住民僅有繩結記曆,或是用簡單的圖形表示動物,一切的傳承都必須依賴口述。

當荷蘭人開設學校後,馬上開始正式教授原住民羅馬字母,鍛鍊學生的讀寫能力,讓西拉雅語得以被書寫,原住民開始有自己的文字記載。這些以西拉雅語書寫留下來的文字記載泰半在新港發現,故統稱為「新港文書」。新港文書又以基督教書籍和地契為大宗,其中基督教書籍多是傳教的教材,地契則是在漢人入台後,原住民與漢人之間處理土地問題的依據,通常是漢語、西拉雅語雙語對照,讓平埔族得以保護自己權益。

行動派傳教士──尤羅伯

一六二九年,第二位傳教士尤羅伯加入傳教工作,尤羅伯是歷任傳教士中待在台灣最久的,一共十四年(一六二九至四三年)。尤羅伯抵台時,遇到與干治士相同的困境,兩人僅能在新港社傳教,並指導部分原住民。兩人在一六三四年提案送數名新港社的少年到荷蘭留學,成為傳教士後回到台灣服務,但被巴達維亞當局以花費過高否決。此事加強尤羅伯培養原住民教師的決心。

一六三六年二月,荷蘭以武力控制了諸羅山(今嘉義市)到放索(今屏東林邊)間的區域。尤羅伯在同年五月一日開設學校,學校位於新港社,少年、少女兼收,每天上課。以宗教教育和文字教育為主,鍛鍊學生讀寫的能力。
在尤羅伯主導教學的期間,當時學校的教材是教義問答、禱告詞和詩篇,這些教材泰半是尤羅伯所編寫。他在編寫教材時,考慮原住民的文化與理解力,將教材予以簡化、原住民化,以原住民較能理解的方式來書寫。比方說:

問:誰創造萬物? 答:神。
問:有多少神? 答:一個。

尤羅伯將基督教的教義──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予以簡化,略過聖父、聖子的觀念。但這樣的方式能加強原住民理解,也讓他們更願意學習,學習的成果相當良好。

在授課同時,尤羅伯採用一手火槍、一手棉布的方式推廣教育,一方面夥同士兵到各社去丟棄原住民的神像,驅逐尪姨;另一方面,則給予送子女到學校的家庭獎勵──棉布及衣服。在此政策下,各社紛紛丟棄神像,建造學校、教堂,甚至興建教員的宿舍,並主動要求傳教士來宣教。

他不只關心教育,也關注原住民的生活。當時西拉雅族沒有夫妻觀念,隨意的性行為與墮胎非常常見,直到有了小孩才會不定時同居。尤羅伯覺得這種行為不合教義,便透過武力、教育的力量,讓原住民依基督教的儀式結婚,夫妻開始同居,變為一夫一妻制。在閒暇之餘,他會研究草藥,並協助原住民進行農業及醫藥上的改良。

尤羅伯擁有強大行動力且認真嚴格,不僅自己努力傳教,亦常會要求其他傳教士。大員長官的行政日誌中,常可見他提醒哪幾個傳教士或教員不夠努力,應多加注意。此舉造成他毀譽參半,部分後繼者稱讚他的努力與成果,但也有不少人批評他誇大成果、擅改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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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在北台灣的教化】

十六世紀初期,為了爭奪與中國、日本的貿易利潤,荷蘭、西班牙在中國近海連續打了多場海戰,彼此相互仇視。一六二四年,荷蘭占據大員,西班牙人深感不安,體認到必須在台灣占領一個據點來對抗荷蘭。兩年後,西班牙人在雞籠(今基隆)登陸,隨行的還有數名傳教士。

當時歐洲處於新教(基督教)崛起、舊教(天主教)衰退的時期。為了避免舊教勢力繼續衰退,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有比荷蘭更大的傳教熱情,可從他們對城堡的命名看出端倪,在雞籠築的城堡叫做「聖救主城」(San Salvador),在淡水築的城叫聖多明哥城(Santo Domingo,即聖主之意)。

西班牙人除了想在台灣傳教外,也想把台灣作為據點,便利天主教在中國與日本的傳播。然而,相較於荷蘭動輒數百人的軍力,西班牙人在軍力上就捉襟見肘多了。尤其是分兵淡水後,雞籠、淡水兩邊的西班牙藉士兵均不到百人,守衛城堡尚嫌不足,更遑論以武力來征服諸社了。一六三八年原住民暴動時,雞籠城被原住民包圍,而當時城內僅有五十名士兵,西班牙軍力不足的窘境可見一斑。

處於缺乏武力後盾的狀態下,西班牙傳教士被原住民殺害的比率遠高於荷蘭,然而困境並未摧毀傳教士的熱情與決心。傳教士愛斯基威爾(Jacinto Esquivel,一六三○至三三年駐台)便是其中翹楚,他曾經單槍匹馬進入三個敵視西班牙人的部落裏傳教,而在他的努力下,最後這三個社都改信天主教,並興建了教堂。十七世紀的西班牙人在台灣一共興建四座教堂,有三座得力於愛斯基威爾的熱情。

傳教之餘,愛斯基威爾編撰了《淡水語辭彙》,翻譯了《淡水語教理書》,並成立一個以教化原住民為目的的組織,同時不斷奔走替組織募款。此外,還主持一所學校,這所學校主要招收在台的中國人與日本人,希望他們可以回到母國傳教。

在傳教士的努力下,教區從基隆河流域擴展到淡水河流域,之後又有部分傳教士進入噶瑪蘭(今宜蘭)開拓教區。他們採用的教育方式與荷蘭相同,亦是用閱讀、寫作、朗誦、歌唱的方式教育北部的原住民,並與荷蘭人得到相同的結論,認為原住民的記憶力很強,且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譯出平埔族語言 ↑ 荷人以文字譯出平埔族語言以便傳教,文字則保障平埔族與漢人簽地契。(圖片提供/黃天橫)
尤羅伯 ↑ 尤羅伯為了傳教編有新港語、南路語字典。(圖片提供/經典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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