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企畫專題:1945系列】大洋彼岸 一九四五,戰火下的異鄉人

撰文/黃同弘(經典雜誌編輯)

可是台灣第一架飛機,而且是台灣人自動樂捐買給我父親開的。」七十六歲的謝東漢,從書房走出來,小心翼翼地拿出這架模型飛機。他的父親謝文達是台灣第一位飛行員,當時他曾獲得台灣總督特別召見﹔但二年後卻在日本幹下轟動日本與台灣的大事,讓台灣總督臉上無光。

一九二一年初起,台灣人為了爭取自治權利,由台灣中部士紳林獻堂等人,結合留學東京的台灣青年,浩浩蕩蕩地前往日本國會殿堂抗議總督府歧視、打壓台灣人。一九二三年第三次請願時,年方二十二歲的謝文達,為了替台灣人爭一口氣,二話不說駕著飛機飛上東京上空,向人山人海的東京市民灑下宣傳單,呼籲日本政府與人民支持台灣人的自治運動。

謝文達生於一九○一年,像他這樣接受日本殖民教育,卻走上反殖民道路,並非特例。一九一○年代中期的台灣,距離日本統治台灣已經二十年,亦即台灣割讓給日本時出生的台灣人已經二十歲。他們出生就是日本人,從小就接受日本新式教育長大,周遭的環境已經逐漸日本化,隨著智識的開化,他們逐漸地了解殖民統治的真相與本質。

謝文達畢業於台中中學(今台中一中),是該校首屆畢業生。該校成立前,日台學童受教育與升學機會嚴重不均等,在一九一五年台中中學創立以前,台灣學生仍無中學可以就讀,只能就讀少數的職業學校、師範學校與醫學校。

當時台灣有錢人不但大多不願意將其子弟送入公學校就讀,反而設法將子弟送往日本去留學。

與此同時,一九一三年以霧峰林獻堂為主的中部士紳,鑒於總督府長期以來推行愚民式的差別教育,乃向總督府聯合請願,爭取台人私設台中中學。

當時,林獻堂原本要把他祖母的祝壽費節省下來設立獎學財團,但許多人向林獻堂建議,與其獎學不如興學。於是在林獻堂的號召下,聯合了全台灣各地有頭有臉的二百零四位士紳富豪出資,在一九一五年正式成立台中中學。

台中一中的設立,被史學家認為是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胎動。在此之前,台灣人是以「竹篙逗菜刀」發起武裝抗日運動;在此之後,則發動一波又一波的「文鬥」。

林獻堂之所以放棄武力抗爭,改採溫和理性抗爭,主要是因為他在一九○七年首次遊歷日本時,於奈良偶然邂逅亡命日本的梁啟超。

當時,台灣人不會說國語,梁啟超也不懂台語,雙方只能靠書寫漢字溝通。林獻堂向梁啟超談及台灣人受日本殖民的處境,以及如何爭取台灣人的權利;梁啟超則告訴林獻堂,中國在三十年內自身難保,絕對沒有能力支援台灣人,台灣人切勿輕舉妄動,做無謂的犧牲,毋寧效法愛爾蘭抵抗英國,廣結日本中央政要,爭取同情以牽制台灣總督跋扈霸道。

梁啟超這番談話對林獻堂及往後台灣的抗日運動有極大影響。眼見革命無望,中國亦不可能支援台灣,台灣各地抗日運動又紛紛遭到日本鎮壓,林獻堂於是從一九一○年代末期,轉而開始領導台灣人改採文化、政治與社會的不流血改革運動。

一九一○年,他即帶十歲長子林攀龍與九歲次子林猶龍,赴日留學;而為了反制日本將台灣當作次等公民,一九一四年春,林獻堂採取了一個巧妙的策略,就是推動日台一體的同化運動。

當時,包括林獻堂在內的台灣人普遍不願意當日本人,林獻堂本人更是反對同化,且從不說日語、不著日服;但是,林獻堂卻轉守為攻,他的同化運動戰略,即著眼於透過同化,爭取台日平起平坐,並藉由運動促成台灣人的自覺意識。

雖然,這項運動最終卻因為在台日人瞧不起台灣人,認為日台一體將侵犯他們的利益而反對,在一年後無疾而終;但它卻灑下台灣人自覺與反省的種子。

適巧當時世界局勢大動盪,第一次世界大戰從一九一四年進行到一九一八年,俄國則於一九一七年起接連爆發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美國總統威爾遜則於一戰末發表民族自決原則,熱切地鼓舞世界上弱小與被壓迫民族,風起雲湧地站起來爭取民族自決與民族獨立運動。

當時,台灣也是列強的殖民地,但這股在全球颳起的獨立與自決風潮卻遲遲未吹進台灣,這讓台灣的海外留學生與島內的知識分子相當焦急。

一九一九年,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爆發了「萬歲事件」的獨立運動,同年愛爾蘭也獨立了。林獻堂與蔡惠如眼見時機已漸成熟,遂結合百餘位台灣留學生成立「啟發會」,隔年並改組為「新民會」。

匯集台灣菁英的社會運動

這個組織匯集了當時台灣的菁英,被譽為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的母體。會長由林獻堂擔任、副會長蔡惠如、名譽會員連橫、幹事黃呈聰、蔡式穀,普通會員有林呈祿、吳三連、林攀龍、劉明朝、蔡培火、王敏川等人。

新民會的首要任務是推動「六三法撤廢運動」;第二個目標就是創辦《台灣青年》雜誌。

「六三法撤廢運動」,是要求日政當局撤廢對台灣差別待遇的《六三法》。此法在一八九六年日本帝國議會以法律六三號公布「關於施行在台灣之法律」的法案,此法承認台灣的特殊化地位,使得日本憲政制度不適用於台灣,並賦予總督緊急命令權(先斬後奏),這是日本在台灣實行殖民統治的根本。

不過,撤廢六三法運動在當時引發新民會成員的激辯,因為有人認為若撤除《六三法》則便是肯定日本的同化主義;然而,台灣本與日本不同,撤廢《六三法》無異抹煞台灣特殊性。

經過一番辯論,最後該會接受林呈祿的建議,認為台灣原本與日本不同,與其要求撤廢《六三法》,不如在《六三法》所認定台灣特殊地位的前提下,要求在台灣設立擁有立法權、預算審查權的台灣議會,賦予台灣自治的權利;因此,撤廢《六三法》運動遂轉向為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這項請願運動從一九二一年持續到一九三四年,前後長達十四年,共進行十五次的請願運動。

《台灣青年》則創刊於一九二○年七月,它是台灣史上第一份由台灣人公開發行的政論雜誌。當初只獲准在日本本土發行,不得在台灣島內發行。然而,春風關不住,《台灣青年》漸漸在島內的青年學生手中偷偷流傳起來。《台灣青年》發行十八期後,改名為《台灣》繼續發行,後來又創刊《台灣民報》,並改組為《台灣新民報》,並在台灣本土發行,在日治時期被譽為唯一的「台灣人民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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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詞語,活著的人】

相同的時代烙印往往造就了一個歷史世代,用現在流行的說法是「幾年級」。研究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的台灣史,周婉窈稱呼這群出生於一九二○到三○年間的台灣囝仔為「戰爭期世代」,他們在成長期間,接受國家提供的軍國教育,共同的戰爭經驗形塑了他們的集體思維。周婉窈寫道:「他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變局中,失去了辛苦習得的語言和文字,以及附著在這個語文的教育資產;……最嚴重的是,在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中國的統治下,他們被迫對自己的過去與群體的過去,保持近乎絕對的沉默。」

沉默不代表就接受了統治政權的書寫,在筆者的採訪過程中,曾幾度震驚於受訪耆老對戰爭的回憶。「如果沒有那兩顆原子彈,日本不可能輸的!」「日本的勇敢是,就算只剩下最後一人也要戰鬥下去!」學者孫大川的小舅曾是高砂義勇隊的一的一員,他在晚年深夜醒來,都還會在地上匍匐前進。就某個層度而言,戰爭仍未結束,他們仍是孤守陣地的未復員兵。

要理解他們的話語,我們就得回到一九四五年那個糾結的歷史時空,他們曾經被教育為天皇而戰,而八月十五日的「玉音放送」卻突然宣告聖戰的結束,對更多長期被餵養皇軍捷報的日本民眾,終戰的確毫無道理且難以接受;經過漫長的等待,他們終可返鄉,但上岸遇到的卻是祖國軍隊的搜刮與歧視。

戰時統制經濟的崩潰與國府接收的混亂導致二二八的慘劇,這些受過軍事訓練的前日本兵直接成了反抗陳儀軍隊的地方武力骨幹,其中有一支「若櫻敢死隊」,沿用了日本統治末期對志願兵的美稱。許多前日本兵捱不過二二八之後的清鄉,或是被送到黃淮平原進行另一場更為荒謬的戰爭;而最後倖存的老兵,他們只能以沉默為自己蒼白的青春辯護。

回顧戰時台灣的歷史,常常會出現一類讓人費解的詞語:「玉碎」是指全滅;「散華」即是陣亡;「若櫻」是年輕軍人;「赤紙」是召集令;「七生報國」是生生世世都要為天皇奉獻性命;「特年兵」是陸軍的少年戰車兵、少年飛行兵與海軍的預科練(飛行預科練習生)。這些死去的詞語,同時卻是活著的人的悲哀。唯有探究這些被極度美化的戰爭語言,我們才有可能真正體會那時候台灣少年所處的集體氛圍。

日本軍事史的學者寺田近雄寫道:「於三年期間誕生的特年兵之總數達一萬六千四百人,其中的大多數在出生後尚未滿六千日就為國捐軀。這批少年好像是以陣亡為目的而誕生於這個世界的。」至此我們才得以了解,一九四一年進入日本海軍預科練的那五十名台灣囝仔,在當時舉國的少年對他們投注的歆羨背後,是一整個時代的欺瞞與悲哀。

蕈狀雲 ↑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長崎上空的蕈狀雲景象,第二枚原子彈的爆炸瞬間奪走七萬條人命,有十多萬人死於之後的輻射塵汙染。(圖片提供/美聯社)
學徒兵 ↑ 隨著戰事進行,台灣青壯人力日漸枯竭,總督府於是動員學徒兵投入勞役,甚至讓十四、五歲的少年「志願」從軍,圖為一九四四年,台北學生動員的場景。(圖片提供/鄧南光攝 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提供)
簽署投降書 ↑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代表團登上停泊在東京灣上的密蘇里號,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圖片提供/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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