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宏合(經典雜誌資深撰述)
「這可是台灣第一架飛機，而且是台灣人自動樂捐買給我父親開的。」七十六歲的謝東漢，從書房走出來，小心翼翼地拿出這架模型飛機。他的父親謝文達是台灣第一位飛行員，當時他曾獲得台灣總督特別召見﹔但二年後卻在日本幹下轟動日本與台灣的大事，讓台灣總督臉上無光。
一九二一年初起，台灣人為了爭取自治權利，由台灣中部士紳林獻堂等人，結合留學東京的台灣青年，浩浩蕩蕩地前往日本國會殿堂抗議總督府歧視、打壓台灣人。一九二三年第三次請願時，年方二十二歲的謝文達，為了替台灣人爭一口氣，二話不說駕著飛機飛上東京上空，向人山人海的東京市民灑下宣傳單，呼籲日本政府與人民支持台灣人的自治運動。
謝文達生於一九○一年，像他這樣接受日本殖民教育，卻走上反殖民道路，並非特例。一九一○年代中期的台灣，距離日本統治台灣已經二十年，亦即台灣割讓給日本時出生的台灣人已經二十歲。他們出生就是日本人，從小就接受日本新式教育長大，周遭的環境已經逐漸日本化，隨著智識的開化，他們逐漸地了解殖民統治的真相與本質。
謝文達畢業於台中中學(今台中一中)，是該校首屆畢業生。該校成立前，日台學童受教育與升學機會嚴重不均等，在一九一五年台中中學創立以前，台灣學生仍無中學可以就讀，只能就讀少數的職業學校、師範學校與醫學校。
當時台灣有錢人不但大多不願意將其子弟送入公學校就讀，反而設法將子弟送往日本去留學。
與此同時，一九一三年以霧峰林獻堂為主的中部士紳，鑒於總督府長期以來推行愚民式的差別教育，乃向總督府聯合請願，爭取台人私設台中中學。
當時，林獻堂原本要把他祖母的祝壽費節省下來設立獎學財團，但許多人向林獻堂建議，與其獎學不如興學。於是在林獻堂的號召下，聯合了全台灣各地有頭有臉的二百零四位士紳富豪出資，在一九一五年正式成立台中中學。
台中一中的設立，被史學家認為是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胎動。在此之前，台灣人是以「竹篙逗菜刀」發起武裝抗日運動；在此之後，則發動一波又一波的「文鬥」。
林獻堂之所以放棄武力抗爭，改採溫和理性抗爭，主要是因為他在一九○七年首次遊歷日本時，於奈良偶然邂逅亡命日本的梁啟超。
當時，台灣人不會說國語，梁啟超也不懂台語，雙方只能靠書寫漢字溝通。林獻堂向梁啟超談及台灣人受日本殖民的處境，以及如何爭取台灣人的權利；梁啟超則告訴林獻堂，中國在三十年內自身難保，絕對沒有能力支援台灣人，台灣人切勿輕舉妄動，做無謂的犧牲，毋寧效法愛爾蘭抵抗英國，廣結日本中央政要，爭取同情以牽制台灣總督跋扈霸道。
梁啟超這番談話對林獻堂及往後台灣的抗日運動有極大影響。眼見革命無望，中國亦不可能支援台灣，台灣各地抗日運動又紛紛遭到日本鎮壓，林獻堂於是從一九一○年代末期，轉而開始領導台灣人改採文化、政治與社會的不流血改革運動。
一九一○年，他即帶十歲長子林攀龍與九歲次子林猶龍，赴日留學；而為了反制日本將台灣當作次等公民，一九一四年春，林獻堂採取了一個巧妙的策略，就是推動日台一體的同化運動。
當時，包括林獻堂在內的台灣人普遍不願意當日本人，林獻堂本人更是反對同化，且從不說日語、不著日服；但是，林獻堂卻轉守為攻，他的同化運動戰略，即著眼於透過同化，爭取台日平起平坐，並藉由運動促成台灣人的自覺意識。
雖然，這項運動最終卻因為在台日人瞧不起台灣人，認為日台一體將侵犯他們的利益而反對，在一年後無疾而終；但它卻灑下台灣人自覺與反省的種子。
適巧當時世界局勢大動盪，第一次世界大戰從一九一四年進行到一九一八年，俄國則於一九一七年起接連爆發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美國總統威爾遜則於一戰末發表民族自決原則，熱切地鼓舞世界上弱小與被壓迫民族，風起雲湧地站起來爭取民族自決與民族獨立運動。
當時，台灣也是列強的殖民地，但這股在全球颳起的獨立與自決風潮卻遲遲未吹進台灣，這讓台灣的海外留學生與島內的知識分子相當焦急。
一九一九年，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爆發了「萬歲事件」的獨立運動，同年愛爾蘭也獨立了。林獻堂與蔡惠如眼見時機已漸成熟，遂結合百餘位台灣留學生成立「啟發會」，隔年並改組為「新民會」。
匯集台灣菁英的社會運動
這個組織匯集了當時台灣的菁英，被譽為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的母體。會長由林獻堂擔任、副會長蔡惠如、名譽會員連橫、幹事黃呈聰、蔡式穀，普通會員有林呈祿、吳三連、林攀龍、劉明朝、蔡培火、王敏川等人。
新民會的首要任務是推動「六三法撤廢運動」；第二個目標就是創辦《台灣青年》雜誌。
「六三法撤廢運動」，是要求日政當局撤廢對台灣差別待遇的《六三法》。此法在一八九六年日本帝國議會以法律六三號公布「關於施行在台灣之法律」的法案，此法承認台灣的特殊化地位，使得日本憲政制度不適用於台灣，並賦予總督緊急命令權(先斬後奏)，這是日本在台灣實行殖民統治的根本。
不過，撤廢六三法運動在當時引發新民會成員的激辯，因為有人認為若撤除《六三法》則便是肯定日本的同化主義；然而，台灣本與日本不同，撤廢《六三法》無異抹煞台灣特殊性。
經過一番辯論，最後該會接受林呈祿的建議，認為台灣原本與日本不同，與其要求撤廢《六三法》，不如在《六三法》所認定台灣特殊地位的前提下，要求在台灣設立擁有立法權、預算審查權的台灣議會，賦予台灣自治的權利；因此，撤廢《六三法》運動遂轉向為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這項請願運動從一九二一年持續到一九三四年，前後長達十四年，共進行十五次的請願運動。
《台灣青年》則創刊於一九二○年七月，它是台灣史上第一份由台灣人公開發行的政論雜誌。當初只獲准在日本本土發行，不得在台灣島內發行。然而，春風關不住，《台灣青年》漸漸在島內的青年學生手中偷偷流傳起來。《台灣青年》發行十八期後，改名為《台灣》繼續發行，後來又創刊《台灣民報》，並改組為《台灣新民報》，並在台灣本土發行，在日治時期被譽為唯一的「台灣人民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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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年，在楊肇嘉(圖中發言者)等人的領導下，集合知識分子、士紳與在台日人，推動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圖片提供/六然居資料室)
↑ 《台灣民報》在日治時期，是台灣人自費經營的民間報紙，當時台灣知識菁英透過發行報刊，為台灣人民進行文化啟蒙，民報的總批發處設在蔣渭水的大安醫院。(圖片提供/莊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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