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企畫專題:1945系列】公衛奠基 日本殖民的醫療衛生成績單

撰文/蕭亦祐

莊市丹鳳山腳的向陽坡,一群混合中、西、日風格的古雅建築錯落其上,裏面住著兩百多位與世隔絕的麻風病患。他們原以為自己會在這座樂生療養院中度過餘生,沒想到政府規畫的交通工程,即將使這最後的居所遭到拆除,改建成台北捷運的新莊機廠。院民代表們激動地向政府陳情,學者們也奔走疾呼:樂生療養院是象徵台灣公共衛生萌芽最具代表性的古蹟,也是極具人權反省意義和建築價值的文化資產,希望政府能夠找尋替代方案,不要拆除這座有七十多年的歷史遺跡。

一九三○年,為避免麻風這種慢性傳染病的疫情擴大,一所收容麻風病患的醫療與隔離院所「樂生院」就此成立,而這僅是日治時期諸多公共衛生建設中的一環。

一九○六年,日人統治台灣初期,此地人民的平均壽命不過二十七歲。如今,已經上升到七十六歲,而這近五十歲的壽命增加,除了戰後國民政府的努力以及美援的掖注之外,日本殖民建設也功不可沒。

位處亞熱帶與熱帶交界、四周環海的台灣,四季潮濕、夏季酷熱,雖然是孕育生命的寶島,卻也是病菌容易孳生的環境。在清朝兩百多年間,台灣被視為邊陲荒境,甚少為朝廷所重視,而移入台灣的漢民也都為各種熱帶疾病所苦。康熙年間,旅行家郁永河在他的《裨海紀遊》裏曾敘述:「然而人至即病者,特以深山大澤尚在洪荒,草木晦蔽,人跡無幾,瘴癘所積,入人肺腸,故人至即病,千人一症,理固然也。」所指的瘴癘之地就是台灣。

當時醫學常識落後,人們普遍認為疾病是由吸入瘴氣或者是做壞事而致。台灣居民面對瘴癘,除了嚼食檳榔以抵禦瘴氣之外,尚乞求神明原諒、迎王爺、請媽祖來治療;最早在澎湖馬公建造的天后宮,就是渡海來台的漢民為求航海平安及保佑健康而建造的。

其實光緒年間,短暫治台的巡撫劉銘傳曾大力擘畫,試圖改善台灣的衛生狀況。根據《台灣通史》記載,一八八六年他試辦官醫、官藥局,「招聘西人為醫生,以醫人民之病,不收其費。」只是新政時間太短,尚無成效,劉銘傳即在一八九一年被清廷召回,而四年之後,台灣即因甲午戰敗割讓給日本。

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視台灣公共衛生,是因已有前車之鑑。早在一八九五年將台灣納入版圖之前,日本的南進政策已先行將觸角伸入了台灣,卻受到驍勇善戰的原住民抵抗。

但是最讓日本措手不及的並非原住民,而是台灣溽熱的氣候。一八七四年著名的牡丹社事件,根據當時軍醫落合泰藏的統計顯示,日軍當時戰死者不過八人,但因病而亡的軍人卻有五百四十七人,且平均每個軍人就診的次數是二至三次,這讓日本政府深深感受到,台灣的風土是需要小心應付的。

大刀闊斧,宰治台灣

曾任台北醫學校(台灣大學醫學院前身)校長的堀內次雄指出:「當局有此認知:台灣統治上最優先重視的應是衛生的改善,衛生若未能改善,則凡事均無法著手;因此總督府以衛生工作為當務之急,致力於衛生的改善。」只要看到日本登陸時所見情景,任誰都能了解堀內次雄何以如此說。井手秀和太的《南進台灣》一書指出,「台灣最大城市,房舍周圍或院子流出汙水,到處有沼澤,或是人與狗、人與豬雜居,雖然到處都有公用廁所,但都積滿了糞便。」

於是日治初期,在台各地廣設醫院,從日本引進醫生,治病、抑止傳染病爆發,同時也進行不少公共衛生工程建設,如聘請了英國水利工程師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來台設計自來水及下水道系統,且拓寬街道、設立騎樓,並訂定了許多改善衛生的法令,如春、秋季大掃除、家屋須闢窗以利空氣流通、患病者須強制遷離至隔離醫院等。

另外,總督府也從教育著手,主要方向有二,一是從國民教育中教導衛生觀念,使一般民眾具有現代衛生的觀念;二是創設台灣醫學校,設置熱帶醫學研究所,訂定護理人員的升學制度等,培養不少醫學人才,增加台灣醫學研究的機會。

而若要矯正台灣人迷信治病的觀念,日本人除了宣導、教育之外,還藉皇民化運動,企圖斬斷台灣的民間信仰。已屆百歲的黃清濱老先生回憶:「當時民間不准許有乩童,且各個家庭的神像都用布袋收集起來,拿去公所集體處理。」

有趣的是,日本在台所進行的防疫措施,影響成效的關鍵並不全在日本政府效率,台人如何應對政府下達的法令也是一大因素。台灣文史專家莊永明曾表示,當時日本在台進行的免費種牛痘措施(預防天花),大抵居台日人均踴躍接種,但台灣民眾的種痘比率卻相當低。

回想當年,一九一六年出生的陳許玉連感慨地說:「那時候哪知道什麼叫衛生,日本政府說要大掃除就大掃除啊!生活都快過不去了,哪想那麼多!現在醫療進步,一比之下才知道,以前真的衛生不好。」一九三○年代,許多台灣人只是表面奉行日人命令,卻不了解其用心何在,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將糞桶藏起來,迴避日本警察清查。

強制推行的種種防疫措施,在在造成台人反感,當時的輿論有言:「警官檢查疫病,乃吵囁人家;醫官以白灰避疫藥水者,乃用冷水害人;火葬疫病死亡者,謂燒人身屍,使人無葬身之地;醫官的剖檢法,說為毀人屍身。」當時台灣民眾衛生觀念不足,認定火化是使人死無葬身之地的虐刑,不知這是防止疫病擴散的手段。就在排日情緒、語言上的障礙、文化差異,以及日本政府無可否認地不夠重視台人性命等因素下,台人內心多半憎惡日人,並認為種種政令皆是日人欺壓百姓、干擾民生的暴政。

為了解決民眾不願配合的問題,加上日本政府其實並沒有足夠的能力一再派遣日醫到台灣,故日府設置了台灣醫學校,以培養台灣當地醫生,期望消除醫病的隔閡。成果雖非一蹴可及,但從一九一七年鼠疫全然撲滅,以及瘧疾死亡率曾從最高的萬分之三十五,降到最低的萬分之五,都彰顯出公共衛生推展已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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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療團 ↑ 一九三五年中部大地震後,清水聞人楊肇嘉(前排右四)召集台灣醫界友人組成診療團,巡迴救助傷患。(圖片提供/六然居資料室)
淨水廠 ↑ 一九○九年,台北公館新店溪右岸的淨水廠(今自來水園區)動工,主要工程包括新店溪畔的水源地唧筒室(今自來水博物館)及觀音山麓的沉澱池等。(圖片提供/鐵筋混凝土構造物寫真帖,1914 央圖台灣分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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