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大眾傳播媒體是現代人的耳目，媒體病了，我們的耳目也就病了。可怕的是：媒體透過我們的耳目，進一步牽動了我們的心智；耳目病了，我們的心智當然也就跟著病了。不少醫學專家不斷地發出警訊 ，並且言之鑿鑿地說：二十一世紀人類最可怕的流行病就是憂鬱症。我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對於醫學專家的預言，我們不敢置評，但是我們還是寧願相信，這項預言純是「聳人聽聞」，「杞人憂天」而已。
雖然我們有如此一廂情願的想法，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數據，證明醫學專家的警訊有其逐漸成為事實的可能。面對這個事實，不管我們樂意或不樂意接受，都不能故作不知。
我們對於憂鬱症的成因，固然所知有限，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憂鬱症跟我們生活周遭環境的急遽變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當社會價值體系混淆不清；人生目標何去何從；內外壓力一波接著一波；心理的迷惘與徬徨，生理的頹喪與悲觀，生活的挫折與無助；人際的自閉與孤獨；意識的疏離與偏執，許許多多對現在的不安全感，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以及對生命的煩悶厭惡感交相襲擊，於是心智開始煩躁了，情緒開始不安了，解脫的念頭開始出現了，加上社會的對立與失序，群眾的衝突與暴力，親情的晦暗與解體，職場的失意與失利，一波波負面信息席捲而來，內心的焦慮和外在的壓力持續不斷，一旦人體的自衛機能崩潰了，心理的疾病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不可否認地，現在我們的傳播媒體似乎患了躁鬱症與偷窺症。它不僅抄襲了西方「煽、色、腥」的「黃色新聞」文化，也抄襲了香港「窺人隱私」的「狗仔隊」文化，我們的傳媒似乎已經喪失了他們的自尊，背叛了他們當初信誓旦旦的理想。為了收視率不擇手段，全然不在乎什麼社會公理與正義，當然也不講究新聞的正確和客觀。他們就像速食販賣店一樣，大量販賣對身心無益的垃圾食品；也像黑心資訊工廠，大量產製讓人惶恐不安，粗俗難耐，閱聽之後又能惑人耳目的毒害資訊；他們產銷合一，更大力促銷足以讓人產生幻覺、迷失心智的影像和符號。他們寧可犧牲社會大眾的身心健康來牟取一己之利，不願意稍盡媒體的社會責任，來謀取社會的公眾利益，這樣的媒體已充斥了我們的社會了。
可悲的是，社會大眾身處險境而還樂在其中，整天在不良大眾傳播媒體的耳濡目染下，人格已受到嚴重腐蝕而不自知，思想已受到嚴重汙染而不自覺。
我們說：我們的媒體病了，或許有欠公平。因為媒體只是一種傳播資訊的工具，本身沒有所謂對與錯。媒體的使用，操之在人，媒體有病，說穿了是操控媒體的人有病；我們不指責操控玩弄媒體的人，而指責被操弄的媒體，確是錯亂因果，本末倒置。
操控媒體的人常常藉口言論自由，信口開河，毀人名節；也常常藉口新聞自由，道聽途說，誇大渲染，誤導民意。而為了政治上的利益和某黨某派的一己之私，用盡手段蠱惑人心，製造對立，產生猜忌，罔顧國家前途，相互鬥爭，彼此仇恨，最為讓人痛心疾首。
西方聖哲曾指出：「如果你是貞潔的話，不要論斷不貞潔的人。」因為論斷別人不貞潔，自己就不再貞潔。
我們也要說：「如果你是不貞潔的話，不要論斷貞潔的人。」因為論斷貞潔的人，自己就變得更加不貞潔。
今日有些使用媒體的人，打著人權的名號反人權；拿著民主的寶劍砍民主；喊著反特權的口號享特權；手執自由的盾牌擋自由。他們利劍在手，既不能自律，又目無法紀，加上利益薰心，貢高我慢；用「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心態，肆無忌彈，橫衝直撞，闖入別人的私生活領域，欲黑則黑，欲黃則黃，甚至「倒黑為白」，錯亂社會價值；「指非為是」，顛覆生活態度，直到討伐團體四起，批評聲浪日高，他們猶然推說：「這是市場供需法則，觀眾有需要，我們就滿足觀眾的需要，何錯之有？」大有「千錯萬錯，都是觀眾的錯」的氣慨，他們利器在手，手無寸鐵的善良老百姓，誰又敢與他爭鋒？
國家法紀既然不張，社會正義既然蕩然，閱聽大眾既然沉迷八卦成癮，受害民眾與有識之士又豈能任憑宰割或袖手旁觀？受害民眾往往不諳法律，怯於走上法院，所以助長八卦媒體更囂張，不知律師界是否能號召正義之師，自告奮勇，挺身而出，籌組「媒體受害者權益維護團」，義務為被害民眾爭權益、討尊嚴，和不良媒體對簿公堂？而有識之士是否也能代「沉默的社會大眾」發出如雷之聲，組織「媒體檢視監督團」，對不良媒體發起抵制拒看？
媒體的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是社會大眾給予的，當媒體不能負起社會責任而濫用新聞自由，或為一己之私而利用社會大眾賦予的言論自由時，社會大眾自然有權收回，並大加撻伐。只有當全民覺醒並採取行動，發出怒吼時，不良媒體才有可能安分收斂。為台灣的未來著想，相信天下父母再也不願自己的子女繼續受不良媒體的心智踐踏和汙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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