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就事論事，倪敏然的自殺，是件令人遺憾，非常不好的事；
就事論事，倪敏然的自殺是件現實人生中，悲劇性十足，令人錯愕的一件事；
就事論事，倪敏然的自殺是件錯綜複雜，「剪不斷，理還亂」的個人情感上的家務事；
就事論事，倪敏然的自殺是件私領域多於公領域，個人困境難解的一件私事；
就事論事，傳播媒體對倪敏然自殺新聞的報導，是件非常殘忍，且對家屬相當不公平的「新聞道德」非常可議的一件事。
就新聞論新聞，倪敏然的自殺，就「新聞學」的理論來說，確有其強烈的新聞性。
就新聞論新聞，倪敏然自殺的新聞，就「新聞採訪學」的原理來說，確是有其適當處理的報導性；
就新聞論新聞，倪敏然自殺的新聞，就「閱聽人心理」的狀態而言，確有其「欲知究竟」的懸疑性；
就新聞論新聞，倪敏然自殺的新聞，就「衝突新聞」的本質而論，確有其值得探討的爭議性。
但就新聞專業論新聞，倪敏然自殺的新聞，理論上沒有其大事渲染的必要性；
就新聞專業論新聞，倪敏然自殺的新聞，道德上沒有其一而再，再而三，反覆報導的價值性；
就新聞專業論新聞，倪敏然自殺的新聞，實務上沒有其傷害善意第三人的正當性。
而且就新聞倫理論新聞，倪敏然自殺的新聞，不應刻意誇大成「有冤難伸」的悲壯性；
就新聞倫理論新聞，倪敏然自殺的新聞，不應刻意渲染成「情關難度」的浪漫性；
就新聞倫理論新聞，倪敏然自殺的新聞，不應以「一己之偏」，刻意將某些關係人污名化的合理性。
總而言之，就新聞的全方位論新聞，台灣媒體對倪敏然自殺的新聞，有其太多的八卦性，太少的自律性；太多的情緒性，太少的理智性；太多的聳動性，太少的冷靜性；太多的收視考量性，太少的社會責任性。
由於有太多的八卦性，倪敏然與其家屬，變成了媒體大賣特賣的搶手商品，媒體儼然成為倪敏然個人隱私的量販店，家屬不堪其擾，而媒體卻大發利市。
於是電視收視率屢創新高了，報紙零售率大幅攀升了，倪敏然與其家屬的隱私，不論真偽，不計大小，不管對錯，都一一被無情地爆料出賣了。媒體為了本身的利益，聯手將倪敏然自殺的新聞，炒作成長篇累牘的煽動性新聞，不僅迷惑了社會大眾，也褻瀆了倪敏然與其家屬。
由於有太多的情緒性，在倪敏然自殺的新聞中，被流彈波及的善意第三者，遭到未曾有的口誅筆伐，充滿煽情與激憤的字眼，部分當事人變成「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眾口鑠金已成定見，當事人也就百口莫辯了。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媒體並非清官，卻傾全部之力，用先入為主的成見，強斷是非；不顧家屬與當事人的感受，以同情為外衣，包裝著幸災樂禍的心態，讓家屬與當事人敢怒不敢言，只好將一切的不愉快存之於心，不敢形之於外。
由於有太多的聳動性，倪敏然自殺的新聞，引發了自殺合理化的錯誤暗示，導致憂鬱症患者，誤以為自殺可以一了百了；誤以為自殺是解決問題的唯一且有效的途徑和辦法，以致於產生了或深化了自殺的暗潮。
面對倪敏然自殺新聞持續延燒，而社會又接二連三傳出了自殺事件，衛生署長侯勝茂接受記者訪問時，也憂心忡忡地坦言：「自殺新聞的報導具有傳染力，可能會讓情緒處於脆弱邊緣的人有樣學樣。」
台灣媒體在報導倪敏然自殺新聞，無論記者或編輯都或多或少存在著「見獵心喜」的心態，「樹欲靜而風不止」，即使倪敏然家屬極想回歸平靜，而媒體卻仍然緊追不捨，緊咬不放，對社會大眾做了最難令人諒解的不好示範。
為了規範新聞媒體因報導自殺新聞，而引來社會的不安，世界衛生組織對「自殺報導」，提出了七點建議：
一、不聳動誇大；
二、不對自殺提出單一簡化解釋；
三、不詳細描述自殺手法；
四、不將自殺描述成解決問題的方法；
五、不傷害家屬或倖存者；
六、不對自殺往生者過度同情或英雄化；
七、報導自殺新聞的同時，應提供正確諮詢的方法。
如果用世界衛生組織的這七點建議來檢驗我們媒體的表現，不僅我們的媒體應感汗顏，就是社會大眾也應覺臉上無光，社會學家認為：有怎樣的媒體就會有怎樣的社會大眾。其實站在新聞學的立場，應該說：有怎樣的社會大眾，就會有怎樣的媒體。
今日新聞傳播媒體八卦化、狗仔化、偷窺化、浮淺化、粗俗化，跟社會大眾的心態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大家應該捫心自問，台灣八卦媒體的日漸坐大，難道跟我們沒有任何一點關係嗎？新聞採訪的日趨狗仔化，難道跟我們社會公權力的不張和私權力的不受保護，沒有一絲半縷的關連嗎？現在儘管淨化媒體的呼聲日高，但社會大眾對淨化媒體的作為卻日少，長此以往，我們的社會恐將蹈入長期的不安，民眾的生活恐將永無寧日了！身為社會大眾的每一個人能不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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