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同弘(經典雜誌編輯)
一九○九年，台灣總督府在花蓮設立了第一處官營移民村，首批招募來自日本四國的農民六百五十戶。這群遠渡重洋的移民先後遭遇水災與風土病的摧殘，而農耕技術與農產品價格又無法與台民競爭，移民成效始終不彰。一九四五年後，四散零落的農業移民全數被遣送回日，在這塊土地上，僅留下「吉野村」、「豐田村」、「瑞穗村」的北國地名與日式聚落，空待後人疑猜。
當年的移民政策，目的在於疏解日本國內人口壓力，兼亦可借移民強化民防、同化台灣，但這項煞費苦心的政策，如今看來卻是全然失敗的。淡江歷史系副教授林呈蓉指出：「台灣島內移民事業對日本國內人口問題的解決，其影響力微乎其微，但在殖民地永續經營的範疇上，卻意義重大。」
移民村的設計彰顯著，因為地緣位置與環境特性，讓台灣在百年前扮演起日本民族前往南方熱帶的「中途島」。去年上映的日片《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裏，攝影機的鏡頭如此描繪男女戀人相識的四國：寧靜街廓、狹長平原、短暫日照、清澈溝渠……。當我們同時觀看四國與花蓮這兩塊土地，熟悉的土地與風景就會立刻讓人明瞭，在「永續經營」的移民政策背後，同時也是一種「錯把他鄉當故鄉」的地理錯認。
將人類的視野拉長，地理環境往往也是影響歷史變遷的遠因。日治時期，在這處「最後帝國」的「最初殖民地」上，台灣經濟與無數農民，就深陷這因地理而肇生的歷史波動中。
糖金時代的降臨
台灣氣候炎熱多雨，適宜甘蔗生長，台日間的糖業貿易也由來已久，從一八六○年台灣開港以來，日本就是台產粗糖的最大買主。旅日經濟學者涂照彥提出，一八九五年的日本製糖業正處於使原有產業走向加工進口原料的轉換期，如能領有台灣，不僅可扭轉本身的產業方向，更保障了粗糖原料的來源無虞。
日治之初，總督府確立了「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發展政策，而其中振興台灣糖業就肩負了達成財政獨立與彌補母國貿易逆差的雙重任務。一九○一年，後藤新平力邀的農經專家新渡戶稻造來台就任糖務局長，新渡戶主張改進蔗作生產和推動製糖工業的近代化。總督府也隨後頒布了「台灣糖業獎勵規定」，訂立了包括資本補助、確保原料、市場保護等鞏固製糖會社壟斷性利潤的種種措施，並積極補助日資的新式製糖工場。
與西方帝國在亞洲的殖民方式不同，在原料的取得上，總督府並未採行大規模農場的制度，反而在大祖權的整頓後，保留了地主制與「小家庭式農場」。涂照彥指出，對殖民者而言，與其廢除地主制，倒不如巧妙地利用，以佃耕方式剝削農民，將更能獲取利益。
另一個原因是，台灣農民重視土地，往往全家老幼都得幫忙農事，所投注的人力遠超過一個農場工人。透過「原料採收區」的強制收購甘蔗，反而比製糖會社自己經營大農場雇工耕作更為划算。
會社設廠直接影響了周邊地區的經濟成長，也造就了許多「翻身」的地方傳奇。曾經任職台灣首間新式糖場的王水道回憶：「橋仔頭糖場設立後(一九○二)，帶動了附近村落的繁榮及生活文化環境的改善」，而與糖場為鄰，製糖時期煙囪奔出的煙與整日都能聞到的糖香，則最令人難忘。
新式糖場的數量至一九○九年時已增至十五家。糖業資本家在一連串的整併活動中，逐漸將其勢力延伸到濁水溪北岸。一九一一年八月與翌年九月，兩次暴風雨重創了台灣的製糖產業，但在糖業保護政策下，新式糖場旋即恢復，反而因為此一毀滅性的打擊，台人經營的傳統糖廍幾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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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的不公、會社的剝削、警察的欺壓，讓台灣農民起而反抗。在鮮明的赤色旗幟下，台灣農民組合召開大會、積極串連，會後農組成員與到場祝賀的社運人士留下這幀歷史合影。(圖片提供/郭陳璧月)
↑ 在蓬萊米登台與水利建設的雙重刺激之下，三○年代的台灣米作，出現前所未有的榮景。(圖片提供/莊永明)
↑ 一九二○年嘉南大圳正式動工，是當時亞州最大的水利工程，施工難度亦是前所未見，幹支線長達一萬六千公里，完工後可灌溉雲嘉南三地共十五萬甲農地。(圖片提供/簡義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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