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家園】環境教育 分進與合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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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世慧(經典雜誌副總編輯)
攝影/顏松柏(經典雜誌攝影)

聞看,這是什麼草?答對的,有獎品喔!」

陽光薄如蟬翼,一個清麗的週末,位在新北市新店區的花園新城,環繞的山林層巒疊翠;隱身山林間的溪澗,在連續幾場大雨的挹注下,豐沛的溪水,就像唱歌一般地暢快奔流。

大好秋光裡,一群大人小孩,在荒野保育協會解說員的帶領下,一早便從各地來到這裡集合,一起踏青。他們一會兒仰望著高大的楓香,一會兒低頭觀察依附在潮溼駁坎上的蕨類;而當解說員從一大片茂密的低矮植物中,彎身摘下一小片狀似蕃薯葉卻又長著白花的草葉,要大家辨識時,一名小女孩把鼻子湊了過去,聞了聞,隨即皺眉道:「好像爸爸的腳臭喔。」

「誰說的?是魚腥草的味道啦,妳爸爸的腳才不臭呢!」父女間逗趣的對話,讓所有人都笑了。那一刻,不只是魚腥草獨特的氣味,包括吹拂在她臉上的微風、閃爍在樹梢間的光影、遠近夾雜的蟲鳴鳥叫等,也將一瞬間鎖入她的記憶中。而這份記憶,或許很長一段時間,都只默默躺在她的腦海裡,直到有一天,當有人以各種名義,試圖剷除或奪走它時,選擇出面挺身捍衛的,很可能正是已經長大的小女孩。

「這就是荒野的策略,我們鼓勵大家多認識蟲魚鳥獸,卻更堅持透過體驗,讓人置身大自然的現場,因接觸而感動,因感動而懂得珍惜。」「自然名」為水鴨腳的解說員林雅倩,本身就是一個例子。她原本是一般民眾,但在帶著孩子參加了幾次活動後,主動報名接受培訓的她,成了眾多傳承荒野理念的解說員之一。

事實上,除了荒野之外,全台各地不少的鳥會、蝶會、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等,面對環境議題,也都採類似的路線,強調以教育,作為翻轉環境的基礎。對此,樂觀的人說,顧好下一代的價值觀,就不怕台灣的未來有偏差;但悲觀的人卻以為,一連串破表的高溫、強風、暴雨等,輕易可以摧折樹枝、拆解招牌;加上層出不窮的不當開發,把希望寄託在孩子們的身上,會不會有點緩不濟急?

然而,喧嘩的眾聲,適足以說明環境議題的複雜與急迫性,特別是如果稍稍回顧台灣環境教育從無到有的艱辛過程,就可以知道,不管是什麼樣的路線,都是此刻的我們所需要的。

台灣環境運動史

時光回到環保意識覺醒的初始。六○年代以前的台灣,環境不是不曾遭受破壞,卻因為人口不多,開發能力有限,即使有影響,大自然也能憑藉自身的修復力,迅速復原。

七○年代起,台灣人口增加的同時,也逐漸轉型為工業國家,除了開山鑿礦、挖地蓋路外,各項製造業所產生的廢棄物,更從深山、河川,一路丟棄到海洋。

此時,一來是受到國外環保運動的啟蒙,包括美國知名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所著的《寂靜的春天》一書,當時已被譯介至台灣,引發廣大的迴響;二來,解嚴之後,目睹一連串的公害事件,許多人再也無法坐視。

「多氯聯苯事件,可說是拉開台灣環境運動序幕的代表。」荒野協會現任理事長劉月梅說,初期,類似的運動,多半來自於受害民眾的反彈,以「自救會」的形態出面抗爭。之後,一九八六年,鹿港的反杜邦運動,催生了「彰化縣反公害防治協會」出現;一九八七年,就在反五輕、六輕的旗幟高揚之際,環保署成立,同年台灣環保聯盟、主婦聯盟以及新環境基金會等,也陸續誕生。

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相較於教育部因應聯合國推動全球環境教育的要求,成立了環境教育委員會;但在升學主義的壓力下,委員會形同虛設,根本沒有人當回事。

「台灣的環境教育,也因此可說,反而是從這時候開始,在體制外萌芽,以社會教育的面貌,慢慢地發揮力量。」劉月梅說,當年的環保運動,不管是走上街頭的剛性訴求;還是如荒野般採柔性的路線,都為了守護台灣的環境,做出了不可抹滅的貢獻。

儘管如此,一如劉月梅強調的,經過漫漫的歲月,台灣的環境教育,卻還沒落入人心,只到嘴巴,行為沒改。是以二○○三年,在民間團體的施壓下,政府終於將環境教育,明確地納入九年一貫國民教育的課綱之中,將教學融入語文、社會、自然等七大教學領域,期待孩子們從小就接受正確的觀念。

「在這部分,台灣的學校行政,基本上是非常『聽話』的體系,教師更是配合度很高的職業,國家透過學校實施環境教育,整體而言,是能達到一定的功能。」台中東汴國小老師許彩梁,曾任台中市政府教育幹事。他表示,但現今校園內的環境教育多半只分兩種:一是在法規規定或社會氛圍下,進行基本的垃圾分類、環保議題的討論等;二是校方自行規畫或請校外社團來宣導;也因此,在沒有特定課程的情況下,校方以及被點名負責的老師,他們的態度,就成了教學效果良莠與否的關鍵。

環境教育法促生新行業

「如果老師的環境意識強,認真投入,學生就會受影響;相反地,如果老師無所謂,學生又怎麼可能在乎?」許彩梁說。

幸好,台灣從來不乏好老師。除了許彩梁以其專業活潑的教學,經常把課堂拉到戶外,培養出學生對於自然生態的喜愛外,台中市的吳志典,打從十四年前進入國光國小任教後,就一直鼓吹大量種樹,爭取在校內設置水稻田、旱田與生態池,將一座位於市區的校園,營造得有如田園。

新北市樹林國小的胡秀芳,平常在教室裡用盡一切機會,把環境教育挾帶進各科目,做到真正的「融入式」教學。而她所成立的學生社團「鹿角溪巡守隊」,把溼地當實驗室,每週進行一次水質、水生動植物的紀錄與測量,不只一經營就是十年,十年來,參加的學生有增無減,有些甚至在畢業後,即使國、高中課業繁重,他們還是有空就回校陪伴學弟妹,幫忙規畫與帶領活動。

「那是一種歸屬感,對學校、社團,也是對那條溪流和那片溼地。」胡秀芳說,「環境教育的功能正是如此,當你和一群人、一塊土地,頻繁互動久了,感情就自然產生,從此別說是傷害了,光是想保護它,都會怕來不及。」

相較於在校園內,一群老師們已經默默展開耕耘,二○一○年,當環保署制定的《環境教育法》,進一步把教育對象,擴及到高級中等以下的學校,以及公營事業機構和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財團法人時,雖然一年僅四小時的上課時數遭人詬病,不少人都說,「看部《老鷹想飛》,時間就去掉一半了。」

「但有法,總比沒有好。強制的時數,至少能讓環境教育透過相關講座、展覽、課程等,拉高、拉大民眾觸及的機會。」徐建國是民間環境教育機構「野孩子森林學堂」的負責人,原本是生態節目導演的他,從小住在鄉下;就像一般頑皮的小孩一樣,他雖熱愛大自然,但過去對待自然的方式,卻太過「自然」。

「不管是拔青蛙腿來釣青蛙,還是把毛毛蟲綁起來當箭靶,我幾乎都幹過。」他說,這些今天看來殘酷的事,要是當年有個稍有概念的大哥哥或大姐姐,因為接觸過環境課程,能適時地給予引導,或許,自己就不會那麼做了。

基於這樣的想法,加上濃厚的興趣使然,徐建國在辭去電視台的工作後,即取得環保署的認證,轉而投入環境教育的行列。

「環境教育法規定,如果你是畢業於環境教育系所,只要申請,就是環教師;至於一般人,透過相關著作或是他人的推薦,一經審核通過,也可以取得資格。」徐建國說。

因其如此,在法案頒布之後,因應「新市場」對於師資的需求,一個新興的行業,也隱然形成。除了像徐建國這樣雖非科班出身,卻擁有深厚田野經驗的人,逕行成立工作室外,台灣師範體系內的四所環境教育所,不少人一畢業就以此為工作;很多念植物、森林、昆蟲、地質等系所的人,以前離開學校後,大半只能當老師或考公務員,但現在,卻有其他的選擇,作為貢獻自己熱情的管道,不需要再受限於公牆之內。

徐建國的太太郭倍安就是一個例子。擁有清華大學生物學系博士學位的她,為了照顧好孩子,擁有平衡的生活,她選擇離開校園,投入環境教育行列,教小朋友透過顯微鏡,觀看另一種肉眼看不見,卻充斥生活周遭、對我們影響至大的「微環境」病毒與細菌。因為教學活潑生動,她的課程並不因冷門而乏人問津,反而備受好評。郭倍安說:「現在的家長觀念開放,願意讓小孩做各種嘗試。但對於專業的要求也高。我覺得這是個好現象,市場有競爭,才會促使環境教育的品質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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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灘活動 ↑ 環保團體RE-THINK在福隆海水浴場發起淨灘活動。該團體至今已清理三十二噸垃圾,台灣環境汙染程度可見一斑。(圖片/RE-THINK提供)
忠義山步道 ↑ 蟲窩自然生態工作室負責人小毛老師(圖中),在忠義山步道教導學員探索大自然。
內湖環保站 ↑ 秉持垃圾變黃金的信念,慈濟進行回收分類達二十多年。內湖環保站裡,志工不分年齡、階層、背景,低頭彎腰,不辭辛勞,只為愛護地球。(攝影/黃世澤)
美化圍牆 ↑ 距林園工業區約四百公尺的中芸國小,學童長期暴露於空氣汙染中,卻被學校動員協助廠商美化圍牆,極盡諷刺。 (圖片/地球公民基金會/何俊彥)
屋頂農場 ↑ 新北市天喆社區,屋頂農場滿滿綠意,除了綠化效果佳,住戶藉分享收成維繫情感,是節能減碳的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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