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札記】無知

撰文/王思熙

許多人不是太過無知,就是太過自以為是。

太過無知,就會人云亦云,不辨是非,難知對錯;太過自以為是,就會專斷拔扈,不聽諫言,不別善惡。兩者的共同特性都是「但憑喜樂,一意孤行」。

當人類喊出:「人是萬物的尺度。」之後,傳統的禮教和法律的約束,就逐漸步下人類社會的舞台。這就是為什麼地不分中西,時不分古今,每個朝代都會有人大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原因。

既然「人是萬物的尺度」,於是人人以自已的觀點判斷是非;以自己的標準分別對錯;以自己的喜怒區分善惡,於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生活態度出現了,法律成為障礙行為的絆腳石,道德成為一意孤行的眼中釘,整個社會不是得了「昏睡病」,整天躺在已經腐化了的病床上,人云亦云;就是得了「狂妄病」,整天站在虛幻的司令台上口出狂言,發號司令,以一己的偏見,養育日漸狂妄的傲慢。

二千多年前以身殉道的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曾經針對當時雅典社會的這種弊端,提出了振弊起衰的根治良方,那就是以理性為主軸的真智。他認為:人應該時常反躬自省,人的最大智慧就是「自知自己一無所知。」

只有知道自己一無所知,才有可能獲得真知。如果認為自己已無所不知,那就真的是無知。所以蘇格拉底才說:
造成錯誤的,既不是那些己經知道的人,也不是那些自已知道他不知道的人,而是那些不知道卻自以為知道的人。

人生最大的無知是傲慢與偏見,最大的錯誤是固執與詭辯。當古希臘人喊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後,「我是萬物的尺度」的傲慢就隱然出現了。當人類「強不知以為知,以偏見為正見,以傲慢為狂狷,以放縱為自由,以揮霍為慷慨,以顛倒黑白為特立獨行」時,偏執與詭辯就開始蠱惑人心了。

詭辯之所以能蠱惑人心,完全建基於人們的無知上。

古希臘時代有一位有名的詭辯家,名叫普羅塔戈拉。他用詭辯的方法蠱惑了不少人心,讓社會籠罩在一股是非不分、善惡不明、對錯不顯的迷霧中。他廣招門徒,用各種似是而非的論調,贏得最佳辯士的美名。

普羅塔戈拉的學生中有一位名叫歐亞塞盧的人,當他拜普羅塔戈拉為師時,就和他的老師約定,由歐亞塞盧先付一半學,另一半學費等他學成後打贏第一場官司再付。

經過一番的努力學習,歐亞塞盧終於學成出師了。出師後的歐亞塞盧一直以尚未打贏第一場官司為由,拒付另一半學費給普羅塔戈拉,於是雙方起了爭執。

普羅塔戈拉很有自信地對歐亞塞盧說:「如果我起訴你,不管輸贏,你都得付我另一半的學費。因為如果我贏了,法官必須讓你付我另一半的學費;如果我輸了,你贏了,你也必須付我另一半的學費,因為你打贏了第一場官司,依約定你必須付我另一半學費。」

歐亞塞盧聽了後頗不以為然地說:「正好相反,不管輸贏,我都不必付你另一半的學費,如果我贏了,法庭會判我不必付錢;如果我輸了,我就沒有打贏第一場官司,按照協議,我當然也不必付錢。」

像這樣的詭辯,在你來我往中,彼此都充分利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故爭論依然喋喋不休,難獲共識,形成一種所謂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論述弔詭。不僅對社會的公平正義,產生了迷霧作用,對社會大眾的價值體系也產生了擾亂性的負面影響,於是無知民眾的思想就越容易陷入「聞聲起舞」,「人云亦云」與「不知所措」的迷惘之中。

我們姑且把這種社會思維的迷亂現象稱為「社會的迷霧」。或許這種社會思潮的迷亂現象,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有可能產生,只是這種「社會的迷霧指數」越高,社會價值體系的混亂程度就越大,跟隨而來的社會疏離心與群體的冷漠感也就越來越嚴重了。

一個越祥和、越安定、越清明的社會,它的社會迷霧指數必然越低。換句話說,在這樣的社會裡,社會的價值體系既鮮明又清晰,人人「智,足以別善惡;明,足以辨是非」,詭辯難惑其心智,煽動難亂其耳目。這樣的社會人人都能反躬自省,人人不再無知,人人也不再自以為是。

在一個動盪不安的社會,或許可能富足到什麼都有,但必然有一項沒有,那就是智慧。古人說:「磐石千里,不為有土;愚民百萬,不為有民」,如何讓老百姓深具智慧,就要從教育著手了。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經說過:
只有哲學執政的國家,或者只有統治者精通哲學的國家,才是人類最理想的國家。

他的意思是:只有讓具有智慧的人來領導國家,或者只有讓領導國家的人具有智慧,這樣的國家,社會才能祥和安定,人民才能恬靜富足,才是人類最理想的國家。這就是柏拉圖心目中的「烏托邦」,人人心裡頭的理想國。

現在台灣的社會迷霧指數似乎有節節升高的趨勢,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具有「靜寂清澄,志玄虛漠」智慧的人,帶領我們脫離意識型態霧區,走向風平浪靜,充滿美麗憧憬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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