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子午(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安培淂(經典雜誌攝影召集人)
如蛛網交織的運河水道旁花木扶疏，一座座身姿優美的拱橋橫跨水面，小船汽艇在水中穿行，路上的自行車騎士晃晃悠悠，並不時傳來電車軌道的摩擦聲，從中世紀留存至今的古老廣場與建築底下滿是沐浴在陽光下的人們，喝咖啡飲啤酒，漫長夏日彷彿不會結束。
夏天的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充滿聲音與色彩，就像是一場流動的盛宴，每條街道與巷弄角落都有令人驚喜的事物，而在美好的風景中，遍布四處的博物館，則真正蘊含著這座城市豐富多元的文化與美學底蘊。阿姆斯特丹面積不過兩百一十九平方公里，卻擁有超過五十座博物館，集中程度之高，可說是冠絕全球。而在城市南邊矗立著一座氣勢非凡的新哥德式建築——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則無疑是后冠上的珠玉，二○一五年五月，該館被歐洲博物館論壇(European Museum Forum)評選為歐洲年度最佳博物館。
擁有將近一百三十年歷史，收藏了八千件作品，包括鎮館之寶林布蘭的巨幅畫作《夜巡》、維梅爾靜謐的室內畫《倒牛奶的女僕》，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不只完整展現荷蘭「黃金年代」的精華，增設的亞洲藝術展館、中世紀畫廊等展間，更反映館藏多元與深度。
當文化殿堂遇上市民權益
在傲人的風華背後，這座荷蘭最重要的文化象徵，曾經長達十年隱沒在不見天日的渾沌中。二○○三年，荷蘭政府決定斥資三點七五億歐元(約一百四十七億台幣)，整修翻新這座「國家門面」，預計在二○○六年完工重新開幕，沒想到一連串在計畫之外的意外狀況，包括招標不順、建築團隊遭遇水患、建築體發現致癌物石綿、市民對博物館入口設計有意見等，讓整修工程一再延宕，甚至還「折損」一位館長，讓博物館封閉了整整十年，直到二○一三年才重見光明。
其中尤以封閉自行車通道的規畫案遭受到市民團體的反對質疑，讓我們看見當背負文化菁英期待的國家重點工程遇上強烈公民意識，看似難以對話的兩端，如何在漫長的折衝、協調過程中，迎來雙贏與互利的結果。
十九世紀的阿姆斯特丹市的規模與今日大不相同，都市發展仍僅限於環形運河區域，現在的國家博物館原為外環護城河與風車的所在地，因此一八八○年代博物館規畫設計之際，作為連接城內與城外的位置，博物館的空間配置近似一座「城門」──貫穿建築物中央的廊道提供行人、馬車，以及後來的汽車、自行車穿越通行，展場則位於廊道上方及圍閉中庭的口字型建築中。
隨著城市規模不斷擴張，往昔的邊界率皆消融於無形，成為這座國際大城的一部分。在往後的一百多年間，因為不斷攀升的參觀人潮及空間使用需求，館方多次想將廊道納入室內空間，而在二○○四年的整修規畫中，負責設計的西班牙建築師團隊克魯茲(Cruzy)與歐提斯(Ortiz)，計畫將封閉或至少縮減廊道，使長久以來被廊道一分為二、基本上沒有「正門」結構的博物館能有一個通透的入口大廳與接待區。
沒想到原先的雄心，在荷蘭自行車騎士聯盟(Fietsersbond)的強力杯葛下，成了重建工程最大的阻礙之一。自行車騎士聯盟認為，騎車通過這裡，是熱愛單車的阿姆斯特丹人重要的交通習慣，他們批評館方的設計變更「將藝術放在人民的便利性之上」，是自大而愚蠢的。「自行車是荷蘭民間文化(folkloric)的根源，一旦跟其有關的議題，你就觸碰到自由。」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館藏主任塔科．迪比特斯(Taco Dibbits)表示。
其間往來攻防不斷，官方立場認為，博物館區域一帶是外國觀光客集中地，相較於本地人熟悉自行車的動線，觀光客常因在路上奔馳的自行車感到困擾，「每年有兩百萬人造訪我們的博物館，我很顧慮安全問題，如果影響遊客安危，自行車得離開這裡。」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館長溫．派伯斯(Wim Pijbes)表示。
每個人都有意見
在這過程中，公聽會、協調會、相關部門的討論持續不斷，最後，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判決自行車騎士聯盟勝訴，博物館必須維持廊道的開放，以保障自行車通行的權益，同時也維護著荷蘭人視為「尊嚴」的自行車文化。於是最大的考驗與壓力落在建築團隊身上，他們大膽地採取折衷設計，將主入口由地面層降低至地下一層，打開原來中庭內的屋頂，挑高而明亮的大廳除了作為主要出入口，並聚集各種活動，如資訊、寄物、咖啡廳與商店等等，活絡的人氣清楚地與展場內部空間的寧靜穩定調性產生區隔；行人及自行車通行的廊道則被完整保留，參觀者必須由兩側地面層的入口拾階而下，方能進入位在主建築的內部，由原本的中庭改造而成的開放式大廳。
想像一下整修完成後的博物館剖面：絡繹不絕的自行車騎士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同時在地面下與地面上，原本看似毫不相干甚且產生矛盾衝突的兩種族群和諧並存，不啻是阿姆斯特丹最奇異的城市風景之一。
身在近幾年的台灣，相似的場景並不讓人陌生，只不過多半停留在「前半段」：民間團體舉起土地權／生存權／居住權大纛，與以開發和建設為名的公部門或大型財團尖銳對立，往往因為缺乏對話與尋求解決問題的可能機制，而導致不可免的衝突，以「效率」馬首是瞻，「後半段」終究由握有權力的一方決定了結果。
而在荷蘭，當國家級的文化殿堂碰上市民團體的聲音時，溝通過程之曠日費時，並需投注大量資源尋求共識，著實令來自不同文化背景者大開眼界，首當其衝的，當然就是負責建築設計的西班牙團隊。
「像這麼大的國家級計畫由中央主導理所當然，但在荷蘭卻不是這樣，每個人都有意見。相關組織從中央部會、館方到阿姆斯特丹市府、阿姆斯特丹市南區等等，相對於由上至下的管理模式單純、執行效率高，我們有太多平行單位，所有人就這樣彼此討論不休，西班牙建築師完全無法理解，並驚訝於沒有一個單位能主導全局。」 荷蘭本地的協力合作單位ADP建築師事務所總監馬克．阿坎坡(Marc A Campo)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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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呼吸的城市 阿姆斯特丹的空間轉型經驗】
全世界的城市在轉型或更新的過程中，皆會碰到老舊建物拆除重建或修復再利用的抉擇，而新的使用模式、對未來的想像，常成為政府、房地產開發商、民間團體之間的角力場，近幾年在台灣，常因公私部門缺乏溝通與共識、使用功能定位不明，以及過度商業化的發展而衍生出不少爭議。
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在面對城市老舊區域轉型的挑戰時，同樣發揮擅於傾聽、溝通的特長，累積許多成果。位於阿姆斯特丹北岸的舊港區NDSM，現在已經成為每一位觀光客必訪的著名景點，很難想像這裡在公元二OOO年前只是一個荒涼的廢棄船廠。
荒廢廠房首先吸引極需廉價空間的藝術家，舉世皆然，但難得的是，它並沒有變成另一個刺激消費、販賣品味的「文創園區」，成功避開了與市內其他類似空間轉型模式功能重疊的問題。造船廠的龐大空間，提供年輕工作者相對低廉的房租價格以及市中心所沒有的大尺度工作空間，規畫團隊也善用造船廠所擁有的大量體空間，於其中設置室內極限滑板公園，成功地保存了在該場域轉型之前已存在的青少年次文化，使之沒有落入其他國家在都市更新過程反而把文創精神毀滅掉的窘境。藝術家與大眾成功組織起來，訴求保留工業遺址以及重視人文價值，而非單向度的商業開發，是其成功關鍵。近幾年，阿姆斯特丹政府更成立一個名為「Broedplaats」(意為孵育場)的創新單位，把市區內將要被淘汰或即將被納入都市更新計畫區域內的大型建築物整理出來，透過與文化部門及中小物業仲介公司的合作，將一部分建築物做基本修繕，並且以相對低廉的租金出租給藝術家及文創工作者作為臨時工作據點，當舊建築物終要拆遷時，其內的社群仍可搬到另一棟舊建築物內繼續工作和活動。
這樣的思維不將文化空間當作靜態的保存，而是由建築物來配合人的需求，既扶植了生涯起步階段的年輕創意工作者，在一個地點活絡了舊社區、帶動了當地的文藝和商業行為，又可以選擇到另一個地點做同樣的事，他們之間所發展出的社群網絡也可以延續下去。而從城市的角度來說，創意人才的進駐不只能解決閒置死角、空餘房屋過多的現象，更能創造更多機會與活力，使其成為一個真正「會呼吸」的城市。
在當代自由市場土地的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的激烈競奪中，阿姆斯特丹難得地示範出文創工作者、政府、市民三贏的做法。
↑ NDSM的廢棄廠房被轉化為文創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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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此區居民大多為北非移民，住宅以摩洛哥傳統民居的形式設計，突顯荷蘭社會尊重多元文化的特質。
↑ 阿姆斯特丹都會區近十年來人口大幅成長，市政府積極填海造陸以興闢大型住宅，艾堡(IJburg)飄浮住宅村就是成功的公私合作開發案。艾堡獨特設計的船屋可以承受潮汐的變化，同時被牢牢固定住，避免傳統船屋會受水波振盪的問題，且空間寬敞，並兼具時尚和舒適性。(圖片/ Ijburg Floating Houses/ Marlies Rohmer Architects & Urbamists)
↑ 興建在海埔新生地上的鹿特丹市集Markthal，以住商混合的型態及現代化的設計，成功復甦街區。
↑ 蓋佛社區(De Ceuvel)的初衷是以植生復育法使受汙染的土地回復生機，並利用回收資材打造出永續環保的空間，吸引藝術家和年輕人流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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