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弟子問無德禪師：「同樣一顆心，為什麼心量有大有小呢？」
禪師沒有直接回答問題，只對弟子說：「請你眼睛閉起來，默造一座城堡。」
弟子閉起眼睛，冥想默造，建構出一座巨大的城堡。然後他對無德禪師說：「師父，城堡造好了。」
禪師又說：「現在，你再閉起眼睛，默造一根毫毛。」弟子再閉起眼睛，冥思再造一根極細的毫毛。不久又說：「毫毛造好了。」
禪師問弟子：「當你默造城堡時，只用你自己一個人的心去造呢？還是借用別人的心共同建造？」弟子說：「只用我自己一個人的心去造。」
禪師又問：「那你造一根毫毛時，是用你全部的心去造呢？還是只用你一部分的心去造？」弟子說：「是用全部的心去造。」
於是禪師對弟子說：「你造一座巨大的城堡，只用你一個人的心去造；造一根纖細的毫毛，也是用你一個人的心去完成；可見你的心是能大能小的啊！」
人的心就是這麼奇怪，它能大，可以大到「心包太虛」；它能小，可以小到「不容纖毫」。既然，心能大能小，當然也就能善能惡，能美能醜，能恨能愛，能真能假……，所以佛法才說：「一切唯心造。」
但「一切唯心造」的這個心，並不是人的原初本心，而是經過後天薰染過的心。人的本心是清淨無染的，是純潔得像一張無瑕的白紙。因為它全然清淨無瑕，所以就不存在所謂的善與惡。只有當清淨的本心透過後天的薰習，受到汙染了，才產生淨垢之別，才有了善惡之分。有了善惡之分，就產生分別的認知與對立的狀態。
所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就是在闡釋這個道理，就是在說明人的心性本來是善良的，因為受到環境的薰染，使得原本善良的本性，產生了差異化，而心性差異化的程度，跟隨著不同薰染的程度成正比，於是每個人就有了不同形式的「意識型態」的產生。而每一個人的意識型態又會各自投射到對外界事物的認知與對人物對錯的褒貶上。而且每個人對各自的意識型態，都會固守它，護衛它，於是就產生了意識型態的對立。不同意識型態的人，彼此相互口誅筆伐，相互對立仇視，相互衝突與殺戮、戰亂與不安等的人禍就接踵而來。
放眼現今社會，民眾在外在環境與媒體資訊的耳濡目染下，大家崇拜的對象是強者、是悍將，是膽魄與鐵腕。誰敢衝敢撞，敢謾敢罵，敢聚眾壯膽，敢展現群眾力量，誰就是眾人仰望的對象。大家再也不能冷靜思考是非對錯，只要認為自己「造反有理」，革命當然就無罪。於是人與人之間，以歧異冷漠為起點，以仇視衝突為過程，以受苦受難為收場。所以大陸作家余秋雨才感慨地說：「現在善良是無用的別名，慈悲是弱者的呻吟，於是一個年輕人剛剛長大，就要在各種社會力量的指點下，學習如何把善良和慈悲的天性一點一點洗刷乾淨。」
他認為：「人際關係中的濃度，大多由誇張、捆扎、煽動而成。時而熾熱、狂喜；時而痛苦、憤怒，其實都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借口造成的負面消耗。批判、鬥爭、辯論、輿情等等，也大致如此。」由於他有這樣的洞見與微觀，因此他直率地指出：「我之所以一直不喜歡政客、名嘴、意見領袖，也與他們故意誇張人際關係的濃度有關。通觀歷史，這種誇張固然留下過偉業的傳說，盛事的故事，但主要還是造成了災難，而且是無數實實在在的災難。」
孔子也曾說過：「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也。」余秋雨的感慨，正是二千多年前孔子的感慨。孔子的那個時代是群雄並起的時代，是價值觀念崩解的時代，是戰亂頻傳的時代，是禮崩樂壞的時代，是人的善良本性受到極度挑戰的時代，所以孔子才會提出這麼嚴厲的指控。不管你同不同意孔子的指控，但無論如何，善良與慈悲在我們這個時代，成為弱者的代名詞，成為被嘲諷的對象，似乎已是不爭的事實了。
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是千百年來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姑且我們不論誰對誰錯，人生短暫，總應該有一個驅使我們代代相傳的目標。我非常同意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泰勒‧本‧沙哈爾說的：「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是所有目標的終極目標。」
沙哈爾說：「人們衡量商業成就時，標準是錢。用錢去評估資產和債務，利潤和虧損，所有與錢無關的都不會被考慮進去，金錢是最高的財富。」他又繼續說：「但我認為，人生與商業一樣，也有營利和虧損。具體地說，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時，可以把負面情緒當作支出，把正面情緒當作收入。當正面情緒多於負面情緒，我們在幸福這一『至高財富』上，就盈利了。」
沙哈爾教授的一席話，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尤其對於我們現在所處的負面情緒多於正面情緒的社會，有極大的反思作用。台灣民眾所以普遍感到不快樂，不幸福，就是因為我們的社會負面情緒多過正面情緒。
所以如果要我在人性本善與人性本惡之間做選擇，我寧可選擇人性本善，寧可凡事都往正面的方向去想。如果，人人都能培養樂觀積極的正面情緒，減少互相謾罵敵視的負面情緒，我們的社會就會有較多的正能量與正情緒，對個人、對社會、對國家，才是一筆真正的「至高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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