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線上】蟻族 渺小卻強韌的城市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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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趙中麒(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黃世澤(經典雜誌資深攝影)

京市西北角、北五環外,地鐵昌平線生命科學園站、十三號線回龍觀站之間,史各莊、東半壁店、西半壁店和定福黃莊四個城中村,由北到南綿延成一片被稱為「北四村」的住宅區。這些村子原本是北京市郊的農村,後因城市擴張、農地被徵收提供城市基礎建設,成為被高樓大廈、大眾運輸系統等「現代建設」包圍的城中村。

在這片不到四平方公里的「村子」內,原居人口約六千人,卻住了超過九萬的外來租客,他們中的多數,是在中關村科學園區和上地資訊產業園區工作、具有大專學歷的年輕上班族。每天上午六點半開始,數萬年輕人離開可能僅有三到五坪的小房間,彷若部隊行軍一般,面無表情地朝著地鐵站的方向快步行進。地鐵站外面,排隊等著進入車站的人龍可達數百公尺。好不容易進了地鐵站,到了月台,平均要等三到五班車才能順利擠進地鐵,以迎接一小時到一小時半車程以後的辦公室生活。

傍晚時分,村中小商店老闆把水果、雜貨等東西擺到街道上,一面吆喝著自家物品有多好,一面把垃圾丟到旁邊,原本可通行一輛車的街道立馬變成只能三、四人並排通行的吵雜髒亂小巷。剛下班的年輕人,拖著疲憊的步伐,或直接在小店來個簡單的「八元炒菜」、或帶點水果再返回住處。隔日,同樣的生活、同樣的劇情,周而復始。

北京市另一隅,地鐵四號線車公莊站附近的社區,每隔十數公尺,就可發現某棟看起來新穎或至少像樣的電梯大廈地下室貼著招租廣告。步入地下室,映入眼簾的是一間間用泡棉板隔出來、不到五坪的小雅房。這些位於地下一層或地下二層的房間,沒有對外窗戶,潮溼又滯流的空氣讓人感到些許窒息。每層地下室均有超過十個房間,卻只有一間或兩間公共衛浴間。相較城中村,雖然社區比較安靜,生活空間卻更緊迫。

「蟻族」的誕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信奉恩格斯「城市工人不能被沉重的房貸束縛在土地上,以免淪為資金主人的奴隸」此一主張,實施「統一管理,統一分配,以租養房」的公有住房分配制度。各級政府和工作單位依照國家投資計畫興建住宅,再以低租金分配給職工居住,住房遂成為一種福利。

公房的興建資金,百分之九十為政府撥款,造成國家財政嚴重負擔。因此,中共中央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城市建設住宅會議」中,啟動住房制度改革,允許城鎮居民個人買賣房屋,並研議提高公有房的租金,以免房租太低,影響購屋意願。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七年,進一步推動「去補貼化房改」,例如,北京房改方案是「售房起步、帶動提租、優惠售房、小步提租不給補貼」。台灣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生張道琪指出,一九九八年開始,中共當局取消住房分配,實現住宅私有化,各城市政府也大量成立房產公司蓋房,以接近成本價格賣給市民,住房逐漸市場化。

對此,馬暘(Damien Ma)與葉文斌(William Adams)在《匱乏:中國到底還缺什麼》一書中指出,私有化措施成為城市家庭投資房市的誘因,他們或以裝修改造工作單位廉價配售的房屋、或向銀行抵押,購買更高級的住宅,日後房屋售價與租金不斷高升的熊貓式經濟榮景於焉開啟,並在城市中製造出改革開放列車啟動以前所沒有的中產階級。然而,農村並沒有因為城市風風火火的住房市場化政策而獲利。

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前,農村負有生產糧食以養活全國人民的「重責大任」。一九五八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將全國人民劃分為「農村」與「非農村」二元戶籍制度。在這套制度下,城市的分房、教育、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均專屬於城市戶籍,農民戶不僅無法享有,也難以透過遷戶籍的方式得到這些資源。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實施包產到戶,土地屬於農村集體,不得轉賣與用作他途。因而,當城市人逐漸透過住房市場化邁入中產階級時,農民仍只是農民。

不過,一九九八年以前,國家分配大學畢業生工作,農民子弟可透過念大學將戶籍遷到學校的集體戶口,畢業後再遷到工作的單位,以此「農轉非」,進而享有城市人的福利,加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來自閩北地區一個小鄉村、北京環保組織自然大學創辦人馮永鋒回憶,農村家庭傾全家之力,砸鍋賣地讓孩子受教育、念大學的情形比比皆是。念大學、進國企,成為改變農村子弟命運的方式。

一九九九年,北京當局以「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為目標,啟動高等教育擴招政策,開放大專升格為大學,並逐年增加各校招生人數。政策扭曲了大學畢業生的供需市場,直接導致大學畢業生薪水的低靡。魯學睿二○○六年甫進入就業市場時,每月薪水約一千七百元(人民幣,以下同),當年一間三房一廳的老房,依地段不同,租金為一千八百元到兩千六百元,北京清華大學附近一個城中村內約十二坪、不帶衛浴間的雅房,月租五百元,為了節省租屋費用,她和表妹在北京大學西門附近的西苑村合租一個沒有衛浴的單間。

而今,儘管大學畢業生的月薪增加至兩千五百元到三千五百元,但一間五坪大小的套房,在市區動輒兩千元起跳。若不想在租屋上花費太多,他們不是每天耗上近三小時在上下班的通勤,住到五環外的城中村,就是在市區某棟大樓月租八百五十元的地下室賃屋,過著沒有陽光、空氣混濁的日子,或是,花兩百元左右在群租房租一個床位,與陌生人合住,忍受毫無隱私的生活。

這些來自農村,大學畢業(高智),每天如同工蟻般奮力勞動,卻只能領取低收入(弱小),大量群住在城中村、地下室、群租房(群居)的年輕人,被形象化地稱為「蟻族」。北京對外經貿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廉思在《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根據所居城市之別,冠以京蟻(北京)、滬蟻(上海)、江蟻(武漢)、秦蟻(西安)、穗蟻(廣州)等不同的稱呼,人數又以北京為最。

雖然國家早已不分配工作,大學生失業率也逐年攀高,但蟻族的父母多半是曾經或仍在都市打工的農民工。同時,受限於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小時候若不是跟著父母漂蕩在城市的隨遷兒童、就是一年見不到父母幾次面的留守兒童,因此,讀大學這件事情,如同來自內蒙古的李曉明所說,「仍然被父母認為是改變命運的方式,也是家族的希望。」
北京「機會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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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郊城中村 ↑ 北京市政府取締便宜的群租房與地下室,為減少負擔,年輕人只能棲身市郊城中村,忍受政府口中髒、亂、差的生活環境。。
高房價 ↑ 一九七八年啟動的住房制度改革,除創造城市中產階級,更在各大城市造成買不起與租不起的高房價。
生活毫無隱私 ↑ 李曉明不願忍受地下室混濁空氣,在群租房租一床位,生活毫無隱私。
不需經常搬家 ↑ 王保華(左)的住處,雖只有一間小小的公共洗手間與廚具,但相對寬廣的空間,使他不需如同其他蟻族帶著簡單家當經常搬家。
走出地表 ↑ 地下室隔音差,不能放膽聽音樂或看電視,手機又沒訊號,「走出地表」到馬路邊玩手機,成為蟻族下班後打發時間的主要娛樂之一。
政府宣傳廣告 ↑ 中關村科技園區外的大型電子看版不斷播放政府宣傳廣告,藉以麻痺年輕蟻族,緩解他們對低薪高房租的不滿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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