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線上】農民工 中國現代化的勞苦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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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趙中麒(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黃世澤(經典雜誌資深攝影)

天的「十一長假」,讓平時即熙來攘往的廣州火車站在假期開始之前就擠進更多人潮。因正值秋收季節,不少來自其他省分農村、在廣州打工的農民工,紛紛趁此機會返回老家,幫忙家裡的農活,「家裡的地還種著玉米,雖然平常有老人幫忙看著,但還是得回去幫忙收成。」來自安徽肅州的小劉哥和另外六位同鄉,坐在車站前的廣場等火車。

距離火車進站還有一段時間,安檢人員不讓他們提前入站,他們只好在廣場上等待。九月底的廣州,秋陽依然炙熱到足以將人蒸發。看著這幾位臉上被皺紋刻畫出生命歲月的大叔在廣場忍受紫外線對皮膚帶來的刺痛,我不禁詢問:「為何不到旁邊的麥當勞吹冷氣?」「不行!社會有九等人,我們農民工就是最下等的那一群,麥當勞太高檔了,我們去不起……」現年六十歲的老馮搖搖頭說。

原來,餐桌可能不如街邊小餐館清潔多少的麥當勞,已經被當成現代化都市格調的餐廳,不屬於「沒文化」的農民工。老馮的話,讓我也跟著搖頭。然而,老馮的自卑,不但不是特例,而且其來有自。

戶口:一堵看不見的牆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為了解決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所造成的各種經濟與治安問題,中共中央首先於一九五一年公布施行《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統一城市戶籍管理制度。一九五三年更下達《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將支持共產黨的農民視為沒有文化的盲流,嚴格限制他們遷徙到城市的權利。

長年戰亂造成田地荒蕪與糧食嚴重不足,是中共建國後的另一個治理窘境。一九五七年,中共通過《農業發展綱要十四條(修正草案)》,以確保農民都能在農村幹活兒,藉以壓榨他們的勞動力,生產全國人民所需要的糧食。一九五八年,北京當局進一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將戰亂中倖存的人民劃分為「農村」與「非農村」。在此規定下,農民欲由農村遷居城市,必須持有城市雇用單位的雇用證明、學校錄取證明,以及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遷入許可證等,才能將戶口轉移。由於城市裡的分房、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福利與資源是單位所提供,這套制度因而創造出農村與城市「戶」不相屬,甚至在社會福利分配中相互排斥的二元戶口制度,並延續至今。

改革開放後,北京政府放鬆經濟與社會控制,鼓吹「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鼓勵農民進入農戶集體經營的鄉鎮企業,「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不過,工業化與大城市建設對大量勞動人口的需求,對勞動力飽受壓榨的農民而言,就像一盞可以引領他們從貧困泥沼中爬出的明燈,仍舊吸引著一波又一波的農村人口投入城市各種非農業經濟活動。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截至二○一三年年底,約有兩億七千萬農民工飄盪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

今天,不論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或是任何一個二線城市,最能象徵市民生活的街邊燒烤小攤與地攤、城市邁向現代文明所需的建築工人與環衛工人、以低薪資此一「中國價格」打造出「世界市場」與「世界工廠」的各類型工廠工人,乃至沙縣小吃、重慶烤魚、蘭州拉麵等小餐廳老闆,各大小旅館服務員、洗浴養生會館中的正規服務員和「保健服務員」,以及站在黑街暗巷中的性工作者,幾乎都是來自農村的打工者。誠如專研中國戶口制度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地理系教授陳金永所說:「農民工,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機器最重要的齒輪。」

只是,「農」與「非農」之間那道高牆,沒有因為農民工進入城市而倒下。以上海為例,要取得上海的戶籍,必須具有科技相關系所的碩士學位且在上海工作滿三年、具有博士學位,或在知名企業擔任經理或其他高階主管至少三年。當農民工多數從事低下階層的工作時,此種做法無異於一個「設下高門檻的技術移民規定,強化了農村人口與城市人的階級差異」,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政策分析師黃靖洋表示。

這堵高牆也決定了農民工是否能與城市人享有相同的社會福利。來自四川省德陽市中江縣迴龍鎮的老吳,因為沒有廣州戶口,孩子的教育問題曾一度讓他傷透腦筋,「戶口不在這邊,小孩沒辦法念公立小學,除非花錢找關係。雖然政府有一個措施,分配公立學校名額給蘿崗開發區大企業的員工,但必須從小學或中學一年級開始念起,且名額有限,怎樣也輪不到我。所以我把小孩送回內地,由老婆照顧了。」

老吳的煩惱,也是大多數農民工的煩惱。只是,即使孩子在城市讀到初中,仍會面臨是否要將孩子送回老家、自己獨留城市工作的關卡。雖然中央政府出台開放外來務工子弟「異地中考」的政策,但這項政策並沒有被真正落實在每一個城市。

廣州與深圳市政府允許民工子弟在當地參加中考的門檻,是必須具有合法穩定職業、合法穩定住所並連續持有有效《居住證》均滿三年。老吳在當地一間台資工廠工作超過十年,符合門檻。但就像廣東省發改委張軍接受本地媒體採訪時所言,進城務工人員一般從事低技術、低工資的職業,「這些特點決定了他們難以有持續的工作和穩定住所。」這種門檻,等於找個理由正當化對民工子弟受教權的限制,也等於承認農村與城市的階級差異,讓農民工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改變農民工的家庭形態。

社會保險,是另一個凸顯農民工與城市人福利差異的制度。中國大陸的社保繳交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個人繳交,存在自己帳戶,一部分是企業繳交給政府,退休後,由政府撥款給付給個人。我如果回鄉工作,企業繳交的部分不能移轉回鄉,個人繳交的部分雖然可以移轉,但回到老家後,若老家沒有跟城市系統連線,民工們就可能領不到錢。

農民工如果沒打算紮根於城市,就無法領回企業繳交的部分,加上薪水低,許多人寧願可手上多拿點現錢,也不參加社保。因為企業幫外來務工人員繳交的費用比例高於本地人,「許多小公司抓到農民工這種心態,乾脆不幫他們購買保險。」深圳市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主任張志儒指出,「尤其是環衛工人、建築工人,雇主不買社保的情形最嚴重。」也因此,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長年協助深圳市農民工跟企業集體協商,爭取替每一位勞工購買社保,讓農民工退休後能「老有所養」。

與個人健康息息相關的醫療保險給付,也因為這堵高牆而有所差別。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祁冬濤表示:「以前在老家參加農民的醫保,到城市工作,萬一生病,在城市看病的發票沒辦法拿回老家報銷。最近幾年推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後,這種情形沒有了。但卻出現新問題,我在老家參加新農保,接著到城市打工,在城市看病的發票,在城市可能只能報銷三成,我得回老家在當地的醫院看病,才可能報銷到七成。」黃靖洋補充,「有些城市民營醫院開的發票是企業發票,帶這個發票回去報銷,老家那邊則可能不認帳。」凡此,均可能影響農民工在城市看病的意願,變相壓抑農民工的就醫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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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票人潮 ↑ 多數農民工只有春節才有時間返回老家,故而沿海城市各火車售票點總是擠滿徹夜排隊、只為順利返鄉的購票人潮。(攝影/儲永志)
創業店面 ↑ 在中國,賺錢已成為普遍的信仰價值,做小生意是許多人能想到的致富捷徑,因此連私家車後車廂也可以成為創業店面。
中國夢 ↑ 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是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後,再次驅動上億農民工投入現代建設大軍的重要口號。
隨遷兒童 ↑ 隨著打工父母住在城市的隨遷兒童,因戶籍在農村而難以進入當地公立小學,他們的教育問題是農民工心中永遠的糾結。
「三留」問題 ↑ 勞動力大規模輸出到城市,農村因此「空巢化」,造成嚴重的留守老人、留守婦女與留守兒童等「三留」問題。
棲身角落 ↑ 因補償過低、居民抗議而輒然中止的拆遷開發,在廣州並不罕見。破敗的城市一隅,往往也成為農民工的棲身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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