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莊子在宥篇》裡有這麼一段話，足以發人深省：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
這是二千多年前古人說的話，或許現代人已經看不太懂了。翻成我們說的白話文，這段話的意思應該是這樣的：
一般世俗的人，都喜歡別人認同自己的意見與作為，而不喜歡別人和自己的意見與作為不一樣，世人之所以喜歡那些認同自己的人，而討厭那些不認同自己的人，是因為他們總以為自己高人一等，總以為自己比別人出眾。其實存有比別人出眾之心的人，哪裡會是真的比別人出眾呢！
雖然這是二千多年前《莊子》一書中的一段話，但對照於今日，不也正是如此嗎？人的習性千古無別，而世人的自矜心態也千古不變，這就是為什麼政壇紛紛嚷嚷，學者專家夸夸其談，各家媒體名嘴當道的原因了。
爭取認同是人之常情，尤其民主社會，人人都有言論自由，也都有表態自由，也正因為人人都有言論自由與表態自由，彼此相互尊重應該是最基本的涵養。遺憾的是，我們的言論自由，往往淪為人身攻擊的利器，所謂「真理愈辯愈明」的君子之爭的精神已蕩然無存。各種抹黑扭曲，尖酸苛薄，無中生有，造謠蠱惑的言詞傾巢而出，真理也就愈辯愈糊塗了，原本建言論政的場合，已質變為漫罵攻訐的戰場了。
民主可貴之處，不外乎自由與尊重。在享有言論自由的同時，應有「雖然不同意你的意見，但還是要讓你把話說完」的雅量；應有「明知你不同意我的見解，但我還是要讓你有發言的機會」的涵養。可惜這種言論自由的精神似乎在我們的社會裡逐漸遠颺了。
再三品讀《莊子在宥篇》裡的這段話，心有戚戚焉，當他說出：「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不禁拍案叫好。沒有錯，自認比別人高明的人，一定不會比別人高明。虛心求教，路才能愈走愈寬，自矜心態只會把路走窄了。
《呂氏春秋慎行論》裡有一段記載：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
意思是說：令人深感迷惑的，一定是事物中那些似是而非的東西。玉工所擔憂的，是那些像極寶玉的石頭；相劍的人所憂患的是像極吳國干將一樣的寶劍；賢明的君主所憂患的是見多識廣，能言善辯，看起來像是通情達理的人。亡國的君主，看似聰明；亡國的臣子，看似忠誠，相似的事物，能使愚鈍的人深感迷惑，所以聖明的人也要對它們認真地加以辨識思索啊！
這些話，說穿了，就是在闡述「真偽難辨」的困惑。之所以會有真偽難辨的困惑，是因為它們太相似了，相似到足以「以假亂真」，就像現在的科技產品，山寨版太多了，混淆了人們對正貨的認知；又像黑心食品太像了，讓人難辨何者是真材實料，何者是造假混充。
辨物之難如此，識人之難又何嘗不是如此？貌以忠厚的人，誰能料到他暗藏心機；侃侃而談，狀似足智多謀的人，誰知他膚淺顢頇，近利短見。歷代的亡國君主，看起來都狀似聰明，而亡國的臣子，看起來又都像是忠心耿耿的樣子。
世事往往也是如此，俗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其實，當局者固然迷惘，旁觀者又何嘗清楚？等到事情發生，許多「事後諸葛亮」的人又開始夸夸其談，口沫橫飛地點評是非，臧否對錯了。辨物難，識人更難，聖賢對識人辨物極為審慎，何況凡夫俗子的我們。
《論語》中有這麼一則故事：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
子曰：「未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貢問孔子說：「如果鄉裡的人多數認同他、喜歡他，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肯定這個人了呢？」
孔子說：「不可以。」
子貢又說：「若鄉裡人多數都討厭他、不認同他，是不是就該否定他呢？」
孔子回答說：「不可以。不如鄉裡善良的人喜歡他，而那些不善的人討厭他。」也就是說哪怕是鄉裡只有一個人是正直善良的人，只要這一個人肯定他就夠了。
這就是孔子的高明之處，他說中了民主制度「多數決」的要害了。鄉裡多數人不喜歡他，這個人不一定不好，有可能是鄉裡的人不夠了解他；也有可能這個人沒能討好他們；更有可能這個人的主張與作為，和那些人的私人利益相衝突；甚至有可能這個人做事太正直，太不會轉彎抹角了，所以大多數人不喜歡他，甚至討厭他。如果要由大多數不明事理的人來斷定一個人的好壞，那實在太可怕了。所以孔子才說：不能因為多數人說他好就是好，應該是善良的人說他好才是好，即便是為數眾多不善良的人說他壞，他也是好。
民主社會裡普遍存在著人云亦云的現象，尤其是在各類媒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年代裡，各種傳言與資訊虛實難分，真假難辨，如果社會大眾沒能養成分辨是非對錯的思辨能力，就容易道聽塗說，隨聲起舞，又哪裡能辨識一個人的好與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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