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流動】大地上的藍天白雲 慈濟志工與中華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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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趙中麒(經典雜誌撰述)
圖片/慈濟基金會

九九一年五月,中國大陸華東與華中地區連續大雨造成嚴重水患,大水肆虐十八個省市,受災人數近兩億,無家可歸的災民更超過兩百萬。一座座臨時帳棚出現淮河大堤上。災民們在帳棚外或焦急詢問失蹤家人的音訊、或無助望著天空的畫面透過電視傳到世界各地,也映入證嚴法師眼中。雖然兩岸關係仍處於對峙狀態,秉持大愛精神,證嚴法師仍於七月十五日發動信眾捐款。只是,苦民所苦的證嚴法師無法將其關懷止於捐款,她決心跨越兩岸在政治上的對立,讓慈濟人前進第一線災區提供援助。

提出「慈濟救災模式」

一九八七年,政治強人前總統蔣經國逝世前,宣布解嚴,開始民主化的進程,並基於人道原則開放兩岸探親。不過,兩岸的敵對狀態並未因此結束,也缺乏正常交流管道,慈濟基金會要前往大陸救災,除須得到兩岸官方許可,更要面對台灣內部輿論壓力。

時為副總執行長的王端正先向當時的陸委會副主委馬英九報告,取得「樂觀其成」的書面同意函後,便啟程前往中國與官方溝通。一九九一年七月十六日,證嚴法師獲頒素有人道主義諾貝爾獎之稱的菲律賓麥格塞塞獎(Ramon Magsaysay Award)的社會領袖獎。獲得此獎,足以讓北京當局對證嚴與慈濟有一定信任感。只是,剛從一九八九天安門事件風暴中掙扎而出的大陸政府,仍以警覺的態度面對國際社會援助。強調無神論的馬列主義是中共的建政原則,因此,具有宗教背景的慈濟,如何真正取得北京當局的信任,成為能否順利前往救災的首要難題。根據當地媒體報導,大陸官方雖然感激慈濟的募款,但仍希望慈濟能直接將捐款交由當地政府統籌分配。但是,大陸官方的要求與慈濟「直接、重點」的賑災原則相違。

曾為報社總編輯的王端正,憑其多年新聞工作所培養的敏銳嗅覺,明瞭兩岸的歧異及北京當局的疑慮,主動提出慈濟的救災立場:「一個目的:只為賑災,別無其他目的;兩個原則:以直接和重點兩原則,選擇重災區直接服務;三種不為:不談政治、不把受災之痛帶回台灣宣傳、不刻意傳教;四類物資:解決災民的溫飽、衛生、居住、教育等四方面問題;五種協助:希望中國大陸官方能提供雙方合作、人力支援、交通運輸、災民名冊,以及賑災所需工具等協助。」

此項立場,得到時為大陸民政部副部長閻明復的認可與支持,之後更成為「慈濟救災模式」。

當被稱為「藍天白雲」的慈濟志工與工作人員們挺進災區賑濟災民時,一度不被台灣社會諒解。曾參與過許多救救災行動的慈濟委員邱玉芬就說:「許多民眾打電話責備,台灣都救不完了,怎麼可以拿錢救大陸?」就在慈濟於賑災後繼續協助華東地區災民重建家園時,一九九四年的千島湖事件以及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機,不僅讓部分長期捐款的民眾停止捐款,一些資深委員和志工甚至當證嚴法師的面提出諍言,希望暫緩在中國大陸的援助工作。

內部的不諒解,並沒有阻止證嚴法師繼續以入世行動關懷世間苦難。她相信,「天下只有受苦難的眾生,何來敵我之分?」不管個人的國籍、種族、膚色,「同體大悲的胸懷都是一致的。」在證嚴法師發表數次類似談話後,才漸漸打消內部與大眾的疑慮。

之後的二十年,慈濟人的步履遍及二十八個省、市與民族自治區,包括在貴州西南方的羅甸縣推動扶貧計畫、興建甘肅省的抗旱水窖工程、救助汶川與雅安地震災民等,共援建超過五千戶的慈濟大愛屋、六十所學校和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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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無三里平 ↑ 「地無三里平」的貴州,讓志工們在義診與訪視過程中,見證貧瘠生活之難:修屋難、上學難、吃米難、就醫難。
大醫王視病如親 ↑ 大醫王視病如親的和藹態度,讓人感到慈濟的溫暖與深具文化厚度的正向力量。
貴州羅甸高蘭慈濟村 ↑ 貴州羅甸高蘭慈濟村新建完成,在入住典禮中,志工與村民攜手歡唱。
慈濟水家小學 ↑ 夕陽映照著甘肅省東鄉縣慈濟水家小學孩童臉龐的光澤,彷彿煥發著村子的希望。
推動資源回收 ↑ 慈濟在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鎮的服務中心,組織當地志工推動資源回收。
陪同復健 ↑ 脊椎嚴重側彎而至身體一度呈弓形的楊曉東,在慈濟協助下,自廈門來台接受五次手術,並在當地志工不間斷陪同復健下已能行走。(攝影/劉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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