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齊景公問晏子：「治理國家，最怕的是什麼？」
晏子回答說：「最怕的就是社廟中的老鼠。」
齊景公訝異地問：「什麼意思？」
晏子說：「社廟是用木頭編紮起來，再抹上泥巴做成的，老鼠橫行其中，讓人想除之而後快。但用火燻，擔心燒壞了社廟的木頭，用水灌，則擔心沖毀了塗在木頭上的泥巴，既不能用火燻，又不敢用水攻，老鼠就肆無忌憚地在社廟裡四處橫行了。老鼠之所以能在社廟裡高枕無憂，根本原因不在社鼠的難除，而在受社廟的保護。」
晏子又說：「國家也有社鼠呀！國家的社鼠往往是活躍於君王左右的親信啊！」「君王的親信在朝廷內欺下瞞上，顛倒黑白，在朝廷外作威作福，炫耀權力。如果不除掉他們，國家就會混亂，社會就會不安；但假若要除掉他們，又會礙於都是君王的寵信，受到君王的庇護，因此國家的『社鼠』也一樣難除啊！」
確實，想除掉國家的「社鼠」談何容易，明知「社鼠」禍患無窮，卻都存著一種投鼠忌器的心理，而不敢輕舉妄動，唯恐稍有不慎，鼠患未除，反而引火上身，大家只好明哲保身，敢怒不敢言了。如此一來，國家「社鼠」更是肆無忌憚，予取予求，拿國家的前途當兒戲，朝野上下卻也對它徒呼負負了。
齊景公與晏子的這番對話，邏輯很簡單，意涵也很單純，目的就是在提醒國家領導人，要「清君側，明用人，遠佞臣，親賢能」。
至於如何才能「遠佞臣，親賢能」，齊景公與晏子也有一番精采的對話：
齊景公問晏子：「即使有賢能之士出現了，我又怎麼能斷定他是真正的賢能之士呢？」
晏子說：「選賢任能，其實並不困難，只要多用心，多留意，就不難找到真正的賢士與能人了。首先要觀察他平常交往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其次要仔細留意他平日的言行舉止，不要因為受到一些美妙動人誇讚之詞的影響，就斷定他的學行良好，也不要因為別人對他有所非議，就論定他的德性惡劣。真正賢能的人，不會為了沽名釣譽而刻意做出某些行為；也不會為了謀圖自己的私欲而文過飾非，欺瞞高層。」
「還有，當他飛黃騰達的時候，我們要看他做了些什麼事；當他困頓受挫的時候，我們要看他不做些什麼事；當他富貴榮華時，要看他欲求的是些什麼？當他貧窮落寞時，我們要看他，有所不為的是些什麼？」
晏子又說：「最賢能的人不輕易答應出仕做官，但是既然答應了，就不計榮辱，全力以赴。如果從政的理想與理念不能實現，也能知所進退，斷然掛冠求去，絕不戀棧。次一等的人，往往不假思索，輕易答應出任公職，雖然如此，但一旦理想不能達到，也會立即罷官求去，不再戀棧；再次一等的人，不僅輕率求官出仕，當了官，嘗到了權力的滋味了，即使政治的風向與自己從政的理想相悖離了，也還是戀棧權位，絕不輕言下台。」晏子說，用這幾種方法選用賢能，大概就八九不離十，選出來的人才大致上就不會有差錯了。
沒有錯，自古以來，做事難，用人更難。用對人，放對位子，做對事，得到對的結果，都是政府領導人用人施政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晏子身處春秋戰國時代，距今已經有二千多年了，即使時間、空間和現今已有很大的差異，但晏子的任賢用人哲學或許還是有值得大家借鏡之處。現在我們所處的政治環境日趨複雜，社會變遷日愈加劇，人生價值觀日漸模糊，逐利主義日漸興起，政黨政爭日漸加劇，派系利益的競相爭逐，使得今日政壇不僅做事難，用人難，要想做對事，產生對的結果更難。但有擔當的國家領導人，還是要難行能行，敞開襟懷，信己無私，用對人，做對事，才能不負人民所託，也才能對歷史有所交代，對國家有所貢獻。
除了以「社鼠」為喻外，晏子還苦口婆心以「猛犬」為喻，對齊景公說了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賣酒的人，他酒肆內不僅窗明几淨，所有的酒器，也十分潔淨雅緻，他懸掛的酒旗不僅繽紛醒目，也創意十足，引人注意，酒的品質不僅甘醇順口，價格也相當公道，但偏偏就是乏人問津，所釀出來的酒一直放到發酸了，還是賣不出去。賣酒的老闆百思不解，不知道他的經營方式出了什麼問題，於是就做了一次市場調查，親自向鄉親請益，探究酒賣不出去的原因。鄉親們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毫不客氣地對他說：「這是因為你家的看門狗太兇了，每當客人拿著酒器到你的酒肆買酒，你的狗就兇猛的迎面而來，張開大嘴撲身咬人，這樣誰還敢到你那兒買酒呢？這就是你的酒擺到發酸了，還賣不出去的原因。」
國家有社鼠，也有惡犬，社鼠與惡犬往往藏身在各級政府領導人與各行各業企業主的身邊，不僅掌有實權，還可以忠言進諫，也可以讒語誣陷，不少真正賢能之士得不到晉用，就是被這些社鼠所阻擋，被這些惡犬所嚇退。只要政府裡有社鼠與惡犬，領導人就會被蒙蔽，賢能之士又怎能得到晉用？如果國家裡的「社鼠」與「惡犬」當道，國家又豈能無禍，社會又豈能安定？齊景公與晏子間的君臣對話，與古人的用人智慧，不知我們能否從中得到一些啟示！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經典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