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思熙
從前齊國有一位姓國的人，他非常富有，房子是以金為梁，以玉為柱，乘坐的車馬也是金鞍玉轡，門庭燦爛輝煌。
宋國有一位姓向的人，他家非常貧窮，每天食不飽肚，衣不遮體，全靠祖先留下來的一點家業維持生計。
向氏聽說國氏是那樣的富有，而自己卻是這樣的貧窮，心想：「不是常聽人家說：上天是最公平的，不會故意讓一個人富有，而讓另一個人貧窮。國氏富有，而自己貧窮，恐怕是因為自己沒有得到營生的方法吧！古人都說要不恥下問，我為什麼不去齊國向國氏請教他的致富之道呢？」
於是向氏不辭辛勞，千里迢迢從宋國至齊國去，向國氏請教致富之道。
國氏很有禮貌地接待了向氏，而且還毫不保留地談論他的致富經驗。國氏說：「我之所以富有，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祕方，那是全憑盜竊而來的。剛開始盜竊時，僅夠自己一年的吃穿用度，第二年就比較豐足了，第三年就已相當富有了。後來一年富於一年，我家便用盜竊來的東西接濟遠親近鄰，甚至幫助鄉民百家，只要有需要，都會設法讓他們富起來。」
向氏聽了國氏的致富經驗後，心中大喜，也不分青紅皂白，覺得這種方法既簡單又省力，自以為已取得了致富真經了，便告辭了國氏，回到宋國去幹起了竊盜的勾當。他撬開別人的門戶，進到別人的家裡，拿走別人的財物，過起不勞而獲的生活。
但沒有多久，他便被抓進監牢了，不但所偷竊的東西全部被沒收，就連原先僅有的一點祖傳家業也都一併被收繳歸公了。
向氏經過這樣的教訓後，悔恨交加，悔的是自己為什麼這樣糊塗，幹起了竊賊的勾當；恨的是國氏為什麼這樣不義，教唆不當行為，誤人於罪，他越想越氣，於是再度前往齊國，想向國氏討公道。
國氏聽了向氏的遭遇，問道：「不知先生如何偷盜的？」
向氏氣憤地說：「偷盜不就是撬門入戶，伸手取物嗎？還有什麼好說的！」
國氏聽了向氏的敘述後，大吃一驚說：「先生此言差矣！雖然都說是盜，但有公盜與私盜的分別。我所說的盜，是公盜；而你所做的，是私盜。公盜才是致富之道；而私盜卻是自辱之道，這中間的區別可大了。」
向氏以為國氏又在花言巧語欺騙自己，更加生氣了，他聲色俱厲地說：「請你給我說個明白，什麼是公盜？什麼是私盜？如果你沒有給個清楚的交代，我就要控告你教唆犯罪！」
國氏還是很有禮貌地說：「天有天時，地有地利。所謂公盜是指盜天之時，竊地之利，盜春之時以播種，盜夏之時以催生，盜秋之時以收穫，盜冬之時以貯藏，能如此，何能不富呢？又竊土之肥以植物；竊山之獸以獵獲；竊水之魚以捕撈；竊林之禽以飼養，能如此何能不足呢？莊稼、土木、禽獸、魚龜，都是天地之所生，自然之所成，取而用之，所以說是盜，然而這是盜天所有，盜地所育，所以是公盜，公盜有何罪呢？金銀財寶、衣物首飾、箱中之物、囤中之糧，都是他人的私財，你不勞而取，就是私盜，私盜當然要被繩之以法了。你只知道以盜致富，而不知道盜的區別與規矩，你之所以因盜獲罪，不是沒有原因啊！」
這是《列子》書中的一則故事，這個故事或許是編造出來的，但它要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那就是天地萬物，只要不是人為人造的，都是自然的產物，只要順天應時，有節有制地取而用之，都是合乎自然定律，不會獲罪於人，也不會獲罪於天。我們不就是每天靠盜取大自然的氧氣而維持生命嗎？不是盜取四季時節而耕種收成嗎？不是盜取土壤滋養而獲得五穀雜糧嗎？不是盜飲山泉河井之水而活命嗎？天地萬物不都是盜取大自然資源而生存、而繁衍的嗎？
《列子》書中又說：有人把這個故事告訴了當時的東郭先生。東郭先生有感而發地說：「國氏說得很有道理啊！天地間何物不是盜竊而來的呢？就連我們的生命都是盜竊而來的，大家想想，原先我們沒有生命，後來生命產生了，這生命從哪裡來，不就是盜用了自然中陰陽二氣等元素和合而來的嗎？所以「盜天以致富」是合於自然法則的，是合於天地規矩的。」這是國氏所要表達的理念，理念的思想軸心就是：只有順天應時才是王道，正確的「盜天時，竊地利」是要合乎自然法則的，是應不違背天地萬物生存規律的，這才是天地萬物豐足、繽紛多采的正道與王道。
可惜許多人不能明白這個道理，甚至誤解了所謂「盜天」的含意，幹起了雞鳴狗盜的勾當，做起了傷天害地的情事，而雞鳴狗盜之事，在人類社會叫作「違法亂紀」，違背了社會的和諧規矩，當然要獲罪於人；傷天害地的情事，在宇宙天地叫「逆天而行」，破壞了天地共生共榮的法則，當然要獲罪於天；獲罪於天，當然就不可活了。
我們都自詡生活在物質文明昌盛的時代，但有沒有人虛心檢討過我們正在無度揮霍的物資，是來自「順天應時」的自然之物呢？還是來自於「傷天害地」的掠奪之資呢？我們可以「順天應時」地「盜取」自然之物以自足，但不能「傷天害地」地掠奪自然之資以自富，因為前者是順應自然法則的，後者是破壞萬物共存規矩的。道理就是這樣簡單，偏偏人類因為貪婪而故意看不透這個道理，著實令人慨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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